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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路线，也是这次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毛主席的群众路线。
革命的性质，群众的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剥削阶级的斗争，特别是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要作一种正确的估计。我们是在胜利地前进着，在前进的道路上，在胜利的道路上，形势大好，全国发展又是不平衡的，正如毛主席指出的、是波浪式的前进。不仅在全国是这样，在北京也是这样。
北京的工人运动比起上海来落后。北京大中小学一共七十万人，工人是一百万人。工人阶级，他们运动力量比其它阶级大得多，现在还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学生运动有很大的发展。最大的学生运动数北京发展得最宽广，而现在，学生受到很好的教育，很好的革命锻炼，但是，还没有用毛泽东思想不断地总结经验。大吵大闹兴趣高，总结经验兴趣比较少，不总结经验就是不能进步。闯劲大，闯的思想多，学习的思想比较少。学习，当小学生，当毛主席的小学生，当群众的小学生，这种思想比较差。怎么根据毛主席的思想总结群众运动的经验，考虑得比较少，这种估计对不对？压倒旁人，压倒别的派别的思想比较多，互相学习、互相帮助的思想比较少，对不对？
你们本身也有和群众相结合的问题。毛主席说，知识分子若不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究竟怎么结合，你们并没有研究个方案来。前一个时期，一说要与工农结合，一哄都到工厂里去，车间里工人倒没法工作了，大人小孩一大堆，影响工作。说是下厂要向工人学习，其实没有学习到。还有一个毛病，你们下去是不当学生，而是当先生，把你们派别观点也带去了，这对不对？你们说，北京有两大派、三大派、四大派、谁晓得你们是几大派？总之，你们把派别观点带到工人、农民中去了。你们去了不是向工人学习，而是把派别观点带下去，起分裂的作用，是不是这种情况。当然，你们到工农群众中，很多人也起了很好的作用。这一点我们的意见是：你们到工人中去、到农民中去，首先要当学生，而不是要当先生，这样就不会带下去派别观点、结果影响人家生产，那是不好的。
从去年以来，你们到各地大串联，有很大的成绩，你们发动了许多革命派，发动了革命小将，并且回到北京来向我们汇报了许多情况我们所不知道的情况。这在历史上是有功绩的。但是，也因为这样，容易走到另一个极端，走向另一片面，觉得好象中国各地的文化大革命可以由北京的学生包办代替，所以现在，又在北京呆了一个时候，又坐不下来了，又发出了第三次大串联的号召。现在，有许多人坐在车上不下来。在北京，你们要和群众商量，谢富治同志很谦逊吆，你们没商量就出去了，还把第三次大串联加到某个身上，我们可以说，中央、中央文革没有人这样号召。你们说，一定有，我们说，一定没有。《红旗》杂志有一篇针对武汉问题的社论，你们就找到了根据，到处抓军内一小撮，不作具体分析，毛主席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是要对具体问题作具体问题。最近有这么一种论调：说当前全国处于反革命复辟的前夕。我们说，经过一年来的斗争，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辉煌的胜利，你们的估计与中央相反，这是个别的，少数的。这种估计对不对呀？到底是个别人的估计对，还是中央估计对？请你们作一个判断。
如果全国处于反革命复辟的前夜，说明什么呢？说明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对不对呀？这就把你们自己也否定掉了，把你们一年来文化大革命，一年来的努力否定了。
中央和你们的估计就想反了，中央说你们作了很大的工作嘛！你们的个别派别估计就与中央相反了。有些同学的估计是错误的。因为有这种错误的估计，所以行动就傍徨了，有时想这样，有时想那样，想到处串联，包办代替，以为没有北京学生，其它地方就不得了啦。以前我们说过。你们出去串联，对文化大革命起了很大作用，但是继续下去，呆在外面包办代替，就会把这种作用走向反面。有这种说法，不知对不对？有些地方一些派别斗争，不是原则的争论，而是无原则的派别斗争，争论不休，都与北京学生有关系，不知对不对？这是少数人喽，想包办代替全国的革命，这种想法是不对头的，与毛主席说的，要信任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的思想相违背的。
从历史的发展观点看，你们煽风点火起了好作用，后来想包办代替就不好了。你们学习得不够，对毛泽东思想领会得不够，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比如武汉市问题，中央作了正确的处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在给武汉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信中说：“武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能够遵循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指导引的轨道前进。
武汉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正在出现一个新的胜利的阶级。你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凯歌正在鼓舞着全国，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开始了。
可是有人就说：武汉表面平静是不正常的，包含着一场武装暴乱的危险。这种估计与中央的是对立的，你们应当信任中央派到武汉作工作的一些同志，曾思玉同志，刘丰同志，武汉的革命派应当和他们合作，应当信任他们。北京的同志不要插手了。这些意见不晓得对不对？我曾和北京的一些同志交谈过，你们各学校都有大量的工作可以作，各单位的斗批改，大批判相结合。但是，你们坐不下来，有些得不错，你们的小报有的搞得不错，但还要更提高一步。
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文化大革命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开出更灿烂的花，作出更大成绩。你们现在的花开得不旺盛，你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口号：“内战外打”。你们要搞战备。当前这个口号是错误的，想把内战打出去。还有一种人是想入非非。还有人《五·一六》（首都五·一六兵团）是个秘密组织，是个阴谋组织，矛头对准周总理，实际上对准中央，对总理也对中央，要把它打倒。里面的群众不一定要抓，要提警告，不要犯这样的错误，毛主席说，相信大多数群众，大多数干部，相信解放军。这是我们遵循的正确轨道，不要被破坏利用，不要被坏人挑拨，毛主席在延安时给新中华报提过两个字“多思”，多多地思考，不要简单化，不要直线、想当然。这不符合辩证唯物论，不是毛泽东思想。
关于毕业生的问题：现在正在研究，作出方案。（戚本禹：原来的通知不是正式决定）在没有离开学校之前，要安定下来嘛，在学校里搞大批判，搞斗批改，不要当逍遥派。
我今天就讲这些，给你们商量，向你们请教，如果不对，希望你们提出。
江青同志的讲话
同志们，我们好久不见面了，原来在武汉事件（20号）那时候就想和同志们见面，听一听你们的意见。但是，后来就拖下来了，又拖到现在。不管怎么说，我们是有缺点的，我们的缺点是，应当跟你们早一些交换意见。比如，走人的问题，预先有觉察，如果早讲一下，你们可能听我们的，当然，也不一定罗。比如清华，走了五、六千，我们有责任，不能把责任推到你们身上。当然，我们要有观察的时间，如早提醒一下，你们可能清醒一下。
形势逼人，有时工作被动，比如今天晚上的会，原计划八点钟，现在十点了，才开。
伯达同志讲话是准备了的，我没有准备，谈出来，和你们交换形势，错了可以批评。
谈形势，我觉得须有个比较，如果不比较，老谈形势大好，你们也看不出，不信。
如果拿去年这时候来比，也就是历史地、全面地看问题，是不是大好形势？你们会说，去年没有武斗，今年有武。比如对于武汉问题，伯达同志说了，已经解决头问题了，你们还说，问题还大的很呢！已经解决，就是说基本解决，还要作大量的工作。去年这时，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虽然是一小撮，但是有权，很强硬，他们还可以调动。而现在，他们是瘫痪了，你们同意不同意？（同意！）现在还有一小撮人背后操纵武斗，搞有组织的、有训练的专门杀害革命派的武斗，他们是强呢？还是弱呢？是弱了。武斗总是少数人。党中央、毛主席一再号召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他们挑起武斗是弱的表现。当然，我们有些地方有损失。有的小将被他们杀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