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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上没有清一色的。你们会打麻将吗？有方子，有条子，有一万、二万、三万，世界上没有清一色的方子，总是一分为二的。他的意见是片面的，错误的，我们坚决反对。但也有好处，他是反面教员，我一念这条子，你们大家不是兴奋了吗？有好处的，从这点上讲，你们可以知道为什麽大右派章乃器、章伯钧还请他们吃饭，住房，还留在那里，如师大教授黄药眠还留在那里吃饭、睡觉、聊大天。那是我们花钱请的教员。所以，同学，你观点糊涂就上来讲，观点不糊涂就给我们上课，今天不愿讲，明天讲。
另一张条子问师大工作组组长孙友渔利用一张大字报镇压左派，镇压革命的事。也是六月二十日，师大的王运良同学贴了一张大字报说彭真要在北大、人大驻军，问郭影秋晓得不？题目是《郭影秋是什麽人？》孙立刻作了报告，有四十个字说这个同学煽动人民和解放军的关系，对这个同学进行打击。孙友渔利用这张大字报镇压革命。我说过在北大，人大驻军，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不是说二月兵变是千真万确的，这件事调查的结果军委晓得，华北局晓得，不一定是彭真搞的。决不否认以下两件事：
一、彭真是否要搞政变呢？中央文件上说，彭真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赫鲁晓夫是要搞政变的。中央文件上说彭真是修正主义分子，是反革命分子，在时机成熟时就要搞反革命政变，搞反革命复辟的。至于什麽时候搞，我不知道，只是说是时机成熟时搞，没有说今年二月搞。
二、彭真是否要夺军权？搞政变不抓军权不行，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彭真勾结×××就是要抓军权……，因此，我们答复这个问题：1，彭真是否要搞政变？要，什麽时候？还不知道。2，彭真是否要抓军队？要，已经和×××勾结起来。在北大、人大是否要驻军？军委、军区知道，现在还没有调查清楚，不知道是否要搞政变。
孙友渔利用这张大字报镇压革命，同学们怀疑是可以理解的，为什麽孙友渔要利用这个来围攻同学呢？这件事实有，我没有说二月兵变，看来彭真二月兵变还没有准备好。
再有，同志们问我，工农革命干部子女是不是要建立组织？我很理解同志们的心情，要在北大贯彻阶级路线，这种心情是好的，是要贯彻阶级路线。过去陆平黑帮反对阶级路线。第一，我很理解同志，们在陆平黑帮统治下受迫害，受打击，现在明白了要团结起来，不再受政治上的打击，这种心情完全是对的，我完全理解。第二，同志们提出这个问题，革命的左派队伍如何实行阶级路线，许多学校还不清楚。学校里是否有阶级组织呢？有！是共产党，是共青团。共产党你能说不是阶级的组织？这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共青团也不是资本主义青年团嘛。问题在于前市委统治下，党团组织有很多问题，北大校党委，团委，都瘫痪了，但不能因为瘫痪了，就要另建阶级组织，我们的任务是彻底改造这个党团组织。是否需要再建立一个阶级组织呢？江青同志已经说过阶级队伍要通过党团组织来表现，不需另搞一套了，而且那样会被孤立起来的，使团结受到损害。
真正革命的工人，农民，干部子女怎麽办？我建议好好学习毛主席提出的接班人的五条。第一条要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要成为一个很好的领会毛泽东思想的党团员，好统治。第二条是能真正地全心全意为中国，世界大多数人服务，离开了绝大多数人，就不能叫真正的革命者。第三条，我们工人，贫下中农子弟，要注意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团结他们向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向彭真式的人物，向陆平、彭佩云黑帮作斗争。左派工人、贫下中农，特别是革命干部子弟要警惕，时时刻刻不要脱离群众。毛主席在给清华红卫兵的信里就讲到这个问题，要团结绝大多数人，是不是？我希望同志们能团结大多数人，是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左派，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我很欣赏李杨杨在发言中的一句话，她说：要真正站在群众之中，而不是站在群众之外，现在的任务不是成立贫协，而是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这是党中央的指示，毛主席的指示。
李雪峰同志讲话
同学们，同学们，我首先声明我完全赞同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的讲话，我认为他们的讲话对同学们的辩论会作了严密的分析，他们用毛泽东思想分析了当前存在的问题，他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作出的结论是正确的。他们总结了运动中群众创造的新形式：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会议，这是一个创造性的结果，这样的结果由他们总结了，这是科学的总结，今后将要把这些总结写进我们的文件里。其次，谈一谈工作队的问题。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是坏的工作组，主要是他们阻碍了运动的发展，妨碍了运动的发展。他没有贯彻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放手发动群众；反而采取种种清规戒，束缚了群众的手足，五十天没斗陆平，彭佩云，没打击黑帮。实践证明是坏工作组，既然是坏的就要罢官撤职。
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对工作对敢于批评，也是个新的经验。派工作组原是老传统，这次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证明派工作组是不适当的。伯达同志，康老不仅批评了北大工作组，他总结了全市工作组的经验。同志们问，坏的工作组农民负不负责任？我们有错误，我们用人不当。一个人怎样，要在实践中考验，即使在历史上做过工作，也要在新的情况下考验？江青同志掌握的材料比我们多，有些我也是才听到的，我们发现慢，斗争慢，拖延下来，我们犯了官僚主义错误。党主义，毛主席没派工作组，这是新市委的责任。当时的情况是，中央决定我来北京当书记，刚来就是批判斗争前市委，就是后来写的前市委的十大罪状。第九期彻底地批判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负责人的修正主义路线。当时，我们破中求立，但遇到这种情况时，只有我和吴德同志两个“空军”司令，习惯势力就起了作用，立刻想到派工作组，到处求援，求各部，各地方。当然前市委还有一些工作组，但那些单位又要求派工作组，如一个外国语学院，原是前市委的工作组，要求派新的工作组，那几个同志给我们提的意见很好。对于你们那里的情况我一无所知，只有面向群众，我们有责任了解，我们有老框框，到处要人。当然外地的人我们一般不知道，这是一个问题，就是没有摆脱日常事务工作，到前线来犯了忙忙碌碌的官僚主义，群众来信很多，也处理不完，当然都处理也没那么容易。当时到市委来的，一天达到三千人，也包括学生，这样说并不是要求原谅我们，官僚就是官僚，我们没有象江青、陈伯达、康老一样到群众中来，难道我们比他们还忙吗？
关于五月廿五日的报告（按：五月廿五日聂元梓等同志贴出来第一张大字报，李雪峰当时到北大作了一个报告），五月廿五日新市委还没有成立，就我一个人，当时我讲了两条，一条是内外有别，一条是不要上街，当时有点怕乱子，经验证明，当时主观想法是不对的。第二天六月三日，新市委宣布成立，六月四日那几天敲罗打鼓，声援北大，还不是上街吗？关于批评新市委，六月四日我说过“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我说一般不能这样讲，当时讲是因为在中央决定我来组织北京新市委时，六月廿日市委大楼出现大字报，党中央叫我来当市委书记，他们要赶我走，所以我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批评新市委可以，我们说过大字报可以贴，将来也可以贴，当时讲这样的话是有特定的环境，我又是一个光杆司令。
关于“六·一八”事件，革命师生斗争了黑帮分子，但张承先颠倒黑白，说是反革命事件，也有的地方叫“六·一八”事件。北大派了工作组后，各地纷纷报警，又要我派工作组，当时大学有，中学有，工厂也有，当然有的地方报的是假的，当时有点乱，后来开了会，叫领导引火烧身，结果很多单位没有传达到引火烧身这句话……
六月廿日前后，工作组报告的多起来了，北大也是其中一个，开始发现班与班，系与系不能互通情况，二十三日开了会，总结了经验，要互相支援。六月一日后，到北大声援的不是很多的，我总结了经验，互相支援是必不可少的。过去我们在学校，城市也搞过，现在一当领导就忘了。北大工作组没有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