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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797年他30岁为止，他曾是信任钱币和银行的（当时还是华盛顿总统任职期间）。那一年，他在田纳西买了一块地，希望转卖了赚点钱。他找到一个买主，那人付给他的是期票，可是后来那个人破产了。杰克逊本来是相信期票和其他钞票的，结果落得一屁股的债，花了10年工夫才还清，还差一点进了监狱。吃了这场大亏，他想到别的人也可能遭到一样的厄运，从此打心眼里就再也不相信纸币和银行。杰克逊认为人们应勤劳体面地致富，而银行的勾当却恰好相反。银行的人靠贷款利息发财，是依靠他人的辛劳坐收其利。杰克逊还认为，银行让人贷款方便，就诱使普通人追求并非必要的奢侈和享受，最后变得一身债还不清。
杰克逊有一次跟尼古拉斯·比德尔谈到第二银行时说：“我对你的银行的厌恶并未超过我对所有的银行的厌恶。”他在致詹姆斯·波尔克的信中写道：“我恨那些玩弄纸票子的银行和口袋空空”；“凡是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一向反对美国银行，反对所有的银行。”
在1819年金融恐慌之后，杰克逊更加坚信银行干的事弊大于利。那一年，大量银行垮了，调查发现了腐败成风。银行停止了凭纸票兑现金，取消了普通债户财产赎回权，但对它们自己的人却大不一样。尽管存款户倒赔钱，银行却依然给股东分红，给那些欠了银行钱的政界盟友贴息。银行老板更是按折扣价购进自己的纸币，大发横财。有钱有权的人安然无恙，其余的人则只有不值钱的纸票子。
因此不难理解，杰克逊总统就职后，对第二银行及其不受制约的操纵美国经济的权力，感到怀疑。表面看来，这家银行的目的是没有问题的——要结束滥发纸币的混乱局面，使美国银行系统多少有点稳定性和监督。它采取的做法是要确保各州的银行有足够的金银来支持它们的钞票，同时它还要充当最后的贷款人。问题是，它本身是一个私营机构，却充当了公款的保管库。它控制着政府的钱，政府却控制不了它这家银行。这种不受制约的权力使得银行自己任命的董事会不向任何人负责，而且格外容易滋生腐败。一些评论家发出了警告，杰克逊注意听了。
比德尔领导下的第二银行也许做了一些好事，但腐败是确凿无疑的。它贿赂政界公职候选人和在职者；它还收买了一些报纸为那些与它结盟的人造声势搞竞选。担任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的参议员丹尼尔·韦伯斯特有一次给比德尔写信，说他的年度“聘金”没有“照常续付和更新”，他说，“若贵行愿与本人继续保持关系，宜速付之。”该银行的无账开支达百万美元以上，还给一些国会议员、报纸主编和其他一些政界人士发放了巨额贷款，高达3000万美元（约合现今的6亿美元），大多无担保手续。
杰克逊就职时，他整治第二银行的行动余地是有限的。政治上障碍重重，他的一些富有的政界同事（其中许多人还是腐败的）出于明显的缘故而喜爱第二银行，新总统要削弱该银行的权力，是不会受到这班人支持的。此外，杰克逊还有一些实际问题要考虑。第二银行的营业特许证还有八年才期满，同时，它控制着全国那么多的钱，即使总统能整垮它，那些钱又往哪里去呢？
杰克逊慢慢开始行动。他派人调查了第二银行的一家分行干预竞选活动的问题。查明它在上一轮选举周期是根据参选者的党派关系而决定是否给予贷款。杰克逊要求比德尔给该分行指派一个新的能为两党共同接受的董事会。比德尔拒绝了。杰克逊又调查了另一分行的类似活动，比德尔仍毫不认错。总统无奈，只好发出了警告性的一枪。
在国会讲演时，杰克逊谴责了第二银行，希望发动议员们起来反腐败。这一枪完全无效。比德尔在国会山的朋友们成立一个委员会，发表了一项报告，大肆颂扬第二银行。这时，比德尔决心转入攻势，他将该项报告翻印了好几百份，分发给全国各地有影响的人士，而且还提出要求，不但要杰克逊停止调查，还要求提前更新该银行特许证。现有的特许证到1836年才满期，但比德尔担心杰克逊若在1832年赢得连任，到1836年会不给该银行更新特许征。提前更新了，杰克逊就没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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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击败银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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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德尔的行动进一步惹恼了杰克逊，使他更加厌恶第二银行。但支持给银行更新特许证的人越来越多，令杰克逊心烦。如果比德尔使该银行成为1832年竞选中的一个话题，杰克逊也许无法赢得连任。他的对策是告诉比德尔，只要他比德尔不将此事闹成一个大选话题，可以让他申请更新特许征，只由国会审批。杰克逊希望等到国会就此事进行表决时，能揭发出该银行更多的腐败勾当，从而让它得不到国会多数票。但比德尔担心杰克逊赢得连任后会食言而重新打击他的银行，因为杰克逊到那时会在政治上无所顾忌。
比德尔想出的高招是跟当时正在崛起的1832年将与杰克逊竞选的辉格党领袖亨利·克莱结盟，给杰克逊设下陷阱而确保第二银行的生存。他们积极推动国会在1832年大选之前就表决第二银行更新特许证一案，因为他们这法案在当时的国会是容易通过的。等到法案一通过，杰克逊就只有二者择其一：要么屈服于政治压力而让法案正式成立（这样就能确保该银行的生存而不论大选结果如何）；要么否决法案而使这成为一个大选中争议的问题，从而败在克莱手下，而克莱一上任就给该银行发新的特许证。杰克逊若否决国会通过的法案，大选就会成为银行问题上的全民公决。比德尔和克莱认为这一招会把杰克逊套住。
对于杰克逊来说，这时就得掂量掂量，人格荣誉和政治现实孰重孰轻。如果他坚持做他相信是正确的事，那就很可能牺牲掉自己赢得连任的机会，而且最后第二银行还是倒不了。这是对他的人格和智慧的极端考验。这时他对他的一位顾问马丁·范伯伦说：“那银行想要整死我，可是我要整死它。我要向他们证明我决不畏缩。”
斗争的决定性时刻到了。银行法案在众参两院均顺利通过。怎么办，杰克逊必须下决心。他自己党内的领导人纷纷劝他不要否决该法案。劝说无效后，他们又恳求杰克逊在否决中不要把话说绝，要留条后路，让人觉得大选之后还有再议的可能。他们担心的不只是杰克逊是否能够连任，而且还有他们自己的政治前程。
杰克逊决定，即使他将会输掉这场最后的决斗，他也要坚持他为人一世的原则立场。他着手起草了一位在职总统用词最尖锐的否决咨文。他要用他全部的武器来战斗，直接向人民讲明他的立场。1832年7月10日，他向参议院宣读了否决咨文。他指出：“令人遗憾的是，有钱有势的人太经常地迫使政府屈从于他们的私利目的……我们的许多富人不满足于平等的保护和平等的照顾，他们还要我们通过国会的立法使他们变得更富……我们坚决反对我们的政府为少数人谋取私利而损害众多人利益的那种卖淫式的行为。”他这些话让在场的亨利·克莱听了以后感到震惊。
他高声明确宣布，他捍卫的是人民，而不是权势者，他不会允许富人践踏普通人的权利。这是典型的平民主义言论，比后来的平民党运动早了50年。这是头一次一位总统把否决权用做政治工具，直接向美国公民们发出呼吁。
对这一否决的反应——主要是来自那些接受第二银行资助的报纸——不是表示愤怒，就是表示蔑视。一些报纸的社论谴责总统的咨文是在鼓吹阶级战争。参议员丹尼尔·韦伯斯特在参议院说这一否决咨文是在“没有任何事情危及公众自由的情况下，却对这一自由拉响警报，制造恐慌”。而关于他自己的利益冲突，他却只字不提。
三天后，参议院就总统的否决进行表决。需要有2/3的多数才能推翻总统的否决，而结果却是差了3票。这倒是符合比德尔和克莱的心愿，因为过快地推翻否决反而显得没劲。他们就是要把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