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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现代化不可区分
检讨旁人的错误，通常比察觉自己的容易。以上说及诸子百家对资本主义的解释，一般视界太窄，注意力只及于局部。针对20世纪末期的世界，尤其要附带解决中国组织上的问题，我们势必对这名词赋予新的看法。首先必需承认它有超越国界的技术性格（详上注释＇18＇），更要看清它的展开在世界各国有不同的时间表，于是它才能慢慢累积其成果。如此一来，资本主义才可视为一种绵延好几个世纪，至今尚未中断的全球性庞大组织与运动。
所谓技术性格可以归纳于下列三点：
1．资金广泛的流通（wide extension of credit），剩余之资本透过私人贷款方式，彼此往来。
2．经理人才不顾人身关系的雇用（impersonal manage－ment），因而企业扩大超过所有者本人耳目能监视之程度。
3．技术上之支持因素通盘使用（pooling of service facil－ities），如交通通信、律师事务及保险业务等，因此各企业活动范围又超过本身力之能及。
以上三个条件全靠信用，而信用必赖法治维持。所以资本主义之成立必受政治体系的约束，行之于国界之外则赖治外法权。反面言之，资本家的地位亦必在政治体系中占特殊比重。
以上三个条件的开展必赖社会内低层组织内各类经济因素的配合，盖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换，然后所有权（ownership）及雇佣关系（employment）才能重重相因，构成一个大罗网。因为生产及分配都以契约关系为主，当中若有一个自由选择的机缘，相对的也鼓励了自由竞争。各人的私利观既为这组织力量的来源，于是利润成为一切事业的试金石。在这种大前提之下，资本主义也有将一切道德标准纳入体制之中的趋势。它在初期存积资本时常带侵略和剥削的性格。这种体制一经展开，不可逆转，只有越做越大，因此资本主义也有纠正本身错误，树立在历史上长期合理性的可能（研究韦伯的学者应从此点着手）。
这样看来，资本主义诚如亚当·；斯密所言，是一种“商业的系统”，必在当初各国都在“农业的系统”管制的局面里发生冲击作用（布罗代尔已经指出）。站在资本主义生理学立场，我们也可以说每一个国家经过一段奋斗之后必须将其上层结构（super…structure）改组，以便迎合新法制，通常也要翻转其低层结构（infrastructure），以便产生能够互相交换（interchan－geability）的局面，更要经过一段司法与立法之改革，才能使上下之间密切联系，也才能使以上三个原则顺利发展，通过财政税收币制诸种政策，使公私互为一体，也就是使整个国家能在数目字上管理。
这样说来，一个国家进入资本主义体制和这个国家的“维新”和“现代化”有何区别？在实用的角度说来，如果两种运动凝聚为一，将无法分拆。这也缘于资本主义体制与传统农业体制相去过远，非经过内外煎逼，不会平白的被采用。即使在涉及维新与现代化的运动时，最初总以民权问题、民族成见、国家利益等争端发难，经过一段剧烈冲突迄至和平重现后，经济因素的影响还不一定会十分明显。可是有了历史的纵深，吾人即可领悟：既有全面的动乱，不可能与财富问题无关。而且最后解决的方案，亦必具有处置经济事宜的能力。我们纵不能说法国大革命和德国的统一旨在提倡资本主义，但资本主义在这些国家内实因以上变动而有眉目。
本书为历史读物，叙事时大致根据这些国家产生以上大变动时着手。作者从事搜集资料之前，尚不敢确定这种方法必无舛误。之后看到一位法国名历史家在书中写出，“旧体制已将法国农业史搁置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大革命突然将此工作完成”（见第七章注＇1＇），又看到一位德国历史家描写俾斯麦敢作敢为的情形，归究于“资本主义推拥他上马”（第六章注＇101＇）。可见类似的看法早已卷入先进作者之眼帘，本书不过将此类资料前后连缀订正而已。又以下三章，分别包括威尼斯、荷兰及英国，亦在布局之后发觉马克思曾在《资本论》内提及，最初国际资本之转借与开发，确曾通过上述威、荷、英而至美国之次序。更可见资本主义在国际间之发展前后连贯已早被人注意。
倘是如此，我们注重资本主义在一个国家内展开，取得立法权，将资本主义之组织方针通行全国，而至于不可逆转。在此种枢纽之前，如果还有若干资本主义因素，如法国大革命之前巴黎证券交易所已有60多年的历史，苏俄在第一次大战期间军需工业尚由私人主持，军火的购集尚要注意资本家的利润，又如何处置？难道排斥之以为不算数？我们的答案则是它们仍是资本主义因素，只是，注意这些零星情事，和我们企图综合资本主义为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的着眼不同。希望不因此中的混淆，颠倒黑白或无中生有。除此之外，我们并无意做字典后面的名学家去计量当中的是非。
第二章 威尼斯
我读书和教书的一段经验，是在成人教育的范围中，要提出有关历史的新题材时，与其循规蹈矩的从疆域沿革世系制度说起，不如先引导出一件非常的事迹。在叙述这事迹时，自然会牵涉到相关的背景。表面看来，这种作法好像缺乏系统。实际这才是将读者或听众亟要知道的情事直接盘出，既有示范功用，追叙也有重点。所牺牲的是表面上的名目和程序，所获得的则是时间上的经济与活用的功效。
我在小学、中学以至大学读书的时候，在西洋史里只注重英国、法国、德国和帝俄的发展，很少提及意大利。只知道威尼斯是一座水中的城市，却没听过她曾攻占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管理这城市内3／8的面积，又据克里特岛（Crete）为殖民地，而且她的海军不仅在地中海，在世界上也占数一数二的地位，达几个世纪之久。过去我们对这些事迹漠不关心，今日则应广为宣扬，这是因为世界的历史业已改变，中国的历史也在改变。抚今追昔，我们对过去的看法已和前人不同。从前在学校里认为世界史里屈指可数的大事，如彼得大帝、拿破仑、俾斯麦的功业，固已失去煊赫的地位。民族国家（nation states），有别于朝代的国家（dynastic states）的兴起，也难再于20世纪的末期被视为令人胸怀激动的历史新闻。而今天一般读者亟要知道的，则是何以其中有些国家富强，有些贫弱，有些由盛而衰，有些则成为后起之秀。
威尼斯称霸于地中海之日，大略为西元1000年至1500年之500年间，和中国之宋（960…1279）、元（1271－1368）两朝及明朝（1368－1644）的前期同时。在这500年的前端，欧洲所有的民族国家全未登场。即到后端，英国与法国虽有现代国家的雏形，也未成熟。而德国与意国之出现，尚在中国清朝之咸丰同治年间，还是几个世纪以后之事。这也是我们不能把历史上每一个国家当作和其他国家相类似的单位，从它的疆域沿革上着手分析的一大主因。
现在我要提出的一段非常事迹发生于西元1355年。这年4月，威尼斯的统领华立罗（Marino Faliero）被36人组成的法庭裁决犯有叛国罪，处以死刑。这事情不仅成为历史家反复研究不能完全定夺的一件疑案，也是以后文学家和艺术家籍以发挥自己情绪的一种题材。19世纪初年，欧洲“浪漫主义”（romanti－cism）大兴。画家德拉克洛瓦（Delacroix）以油画渲染历史上的惊险情事著名。他有一幅“华立罗之死刑”证实被枭首的统领阴谋发动政变，企图做独裁者，实系国民公敌。所以画上犯人的尸体僵仆在统领官邸的石梯之前。监刑的十人委员会（Council of Ten，即威城的公安委员会）委员之一站在阳台上，一手抓着行刑所用的剑，上面尚是鲜血淋漓，当众宣布，统领叛国依然罪有应得，很有孟子所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的意涵。
可是浪漫派诗人拜伦（Lord Byron）与德拉克洛瓦同时，对此事有完全不同的解释。拜伦费时三个月，作成一部五幕剧，据他自己说，他考虑作此剧已有数年，内中情节以尽量接近历史为原则。他笔下的华立罗不仅是英明的国家领袖，也是大众英雄。他替威城作战，历经几十年，在血泪星霜中，战功赫赫，而且他又关心民瘼。和当时威城的贵族骄奢淫佚，不把小民看在眼里，极尽盘剥凌辱之事，明显对比。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