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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不妨从庆历年间——这是仁宗的第六个年号——开始。时间上，若从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算起，新一代天子业已即位了十八年，而本朝立国正好度过了八十年的岁月，似乎是到了水落石出的时候了。
这一年，有一位叫张方平的官员向天子上了一道数千言的奏疏。方平字安道，少颖悟绝伦，读书过目不忘，一度被朝间重臣视为天下奇才。近年来，方平一直不断就国家急务上书皇上，此时的身份是以集贤院学士知谏院。谏院是专掌规谏讽喻的官署，与御史台合称“台谏”，知院官如以他官兼领，则称“知谏院”。方平以无比的挚诚和独到的眼光尽着自己“既居谏垣，事无不言”的职责，他的这封千言书归纳国家自祥符以来的弊端有五：一是务为姑息；二是取士失道；三是命将养兵，皆失其正；四是国用窘迫；五是政出多门。这个精辟的分析基本概括了帝国近二三十年以来的现实。
对此当然还要费些口舌。
自黄袍加身时说“须听我号令”一番话的那一刻起，太祖皇帝就一直为国是殚精竭虑而夜不能寐，他和继任者太宗一起奋斗了几十年，终于有了一个可以自豪的结果。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重文治，讲究以仁德怀远不能算错，由此而来的重用文臣，限制武将，削弱藩镇等一系列相关政策当然也是极端明智之举，但一味姑息迁就于外敌就大错特错了。文明总是建立在物质的基础上，从来就没有放弃生存而一味追求理想的道理，更何况这本来就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世界。同理，不任官而任吏，不任人而任法，分官设职，不使专权，可以保证威柄归于人主而帝国无内变之忧，这一个官家天下的妙法自是赵家天子的血泪总结。但是，为人臣者若要从此因循守旧，不思进取而尽听命于独夫，这又是有悖于圣贤教训的。于是，太祖为了“朕之天下”而创立的祖宗之旧和天子家法，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两个极其严重的后果，这也就是张方平所说的“国用日迫”和“政出多门”。不言而喻，其中最最要紧的是前者：经济的败坏。
真宗东封泰山弄得沸沸扬扬，花了几百万贯，其实还算是小样。国家财政的日益窘困，人口的增加和土地过于集中使税收减少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真正的根子是在于冗兵和冗官的不胜负担，国家的支出实在太大。
太祖曾为他的养兵之策而颇为得意。那是建国不久，他问赵普等几位辅弼大臣：当今何事能为百代之利？
赵普等人七嘴八舌，说了许多。
太祖只是摇头：“再思其上者。”
赵普等苦苦思索仍不得要领：“愿陛下道之。”
太祖说：“可以利百代者，惟有养兵。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即丰年不幸有变，则有叛兵而无叛民。”
太祖的意思是，只要把兵养好，即可以使天下无叛民之忧。而无平民之乱，又何惧叛兵呢？！这真是聪明绝顶的办法。事实证明，太祖后来一直以此为基本国策，甚至不惜在荒年招募饥民入伍，供其衣食，以防其啸聚山林。更进一步的，为了使叛兵也不至于产生，太祖还不吝于厚待士兵，同时在兵制上分化将与兵的天生联系，使将不知兵，兵不属将，并且将天下精兵齐集京都，而在境内各州惟设不加训练、仅充劳役的所谓“厢兵”。太祖也并非不知来自于北方的威胁和东京的缺陷，但他自作聪明地认为，有了拱卫京都的强大精卒，似乎也不至于惧怕外来之寇。他没有想到的是，国家的强大不是以一地一兵决定的，举国的力量才是真正可靠的力量，东京固然是一只铁拳，但也只是一条臂膀而已。犹为重要的是，国家的强盛也不单是兵员多寡决定的，没有良好的政治经济，所有的军事设置都只是空谈。所以说，太祖的聪明才思都用在了他身下的天子宝座和自家江山上罢了，在这一点上，他的子孙们当然也未曾少让。随着时光的推移，到了今年——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全国兵员的数量已臻至一百四十余万，这是令人咋舌的数字。
第一部 东京汴梁第8节 养士与养兵
国防从来都是以金钱为基础的。国家财政部门长官三司使蔡襄在十年后曾做过一次统计：若按禁军一人每年耗费五十千、厢军三十千计算，军队每年总支出达四千八百余万，占整个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五。这个难以置信的比例表明帝国的财政必然面临极其严重的危机。
养士与养兵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都是太祖精心设计的百代良法之一。据说，太祖曾誓书金匮，坚嘱子孙不杀一士。这种宽大忠厚固然超迈前古，但养士既须优厚俸禄，又须给予政治特权，所以冗兵之外冗官的形成也就不可避免。本朝的官制虽然大体上继承前唐旧式而来，但却起了明显的变化，从实质到形式都像个闪烁无定的万花筒，虚实相交、纷乱繁杂，令人目眩神迷。比如汉唐以来有所谓“官”与“秩”的分别，官以任事，秩以定级，互为关联而各有其名，本是一个井井有序的系统，可在本朝却被打乱，突出点就是正官成为阶位，与所事之职完全分离，而别立所谓“差遣”以治事。这就是说，某一官职并不代表具体职务，而职事高下又与俸禄无关，并且俸禄之外还有职钱。官擢品未必升，官贬阶亦未必降；差遣——也就是事权——被罢但官、职尚在，职落而待遇如故，这真是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在这一制度下，官员又怎能不多，庸碌之徒又如何能免！同时，分化事权已使官署机构重床叠架，而太宗以后科举大开，进士及第后不经礼部再试即可释褐，因此每科平均七八百的新人均要授官，又反过来促使机构的膨胀。真宗年间内外官的数字已臻一万多员，到庆历年间，保守的数字也不下一万五千人。经济再发达，也无法忍受如此沉重的负担。尽管近几十年来各种赋税都以几何级数递增，但据张方平在另一封奏表中所估计的，庆历元年的财政赤字，就已经至少在三百万缗以上。
花费如此金钱和代价建立起来的军事力量究竟是怎样一个状况，仁宗即位以来的这二十年，便是最好的说明。
中国的西部地区，有一个古老的民族羌族，它的起源甚早，一直可以追述到远古时期。东汉时，羌族被迫迁徙西南，其中的“发羌”一支建立了吐蕃，另一支“党项羌”历经磨难，后来迁移到今天的甘肃和陕西北部一带，最后其首领拓拔思恭降唐并随李克用出兵攻黄巢，为唐王朝赐姓李，封为“定难军节度使”，拥有银、夏、绥、静、宥等五州地区。本朝立国后，太祖继续承认党项的地位，并授其首领李彝兴以太尉的称号，彝兴亦历年进贡，对宋臣服。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其内部的分裂，事情有了变化。
公元982年起，党项内部发生争斗，首领李继捧率众降宋，并愿留居东京。这一放弃祖宗旧业和民族权利的举动遭到了其弟李继迁的拒绝，继迁率本部逃入夏州东部，抗宋自立。在宋军的攻势下，经过数年的战斗，不断破败，不得已于公元986年降辽，被封为夏国王。此后，与宋和和战战了近十几年，这十几年中，李继迁不断内事统一，外事扩张，实力得到加强。到了公元1031年，继迁子赵德明（公元989年，宋曾赐李继迁姓名为赵保吉）克服回鹘后，党项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于北面的辽国之外，成为本朝西北的一个强劲的威胁。
德明去世后，其子元昊继位，仁宗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正式建号“大夏”。元昊与他的父亲有所不同，他有着强烈的叛逆性格和民族自信心，不愿意永远依附宋朝而成为附庸。同时，元昊也具备革故鼎新的雄才大略，他善绘画，通晓蕃汉文字，精于汉人故实并能有所创新。在他统治时期，占领了东尽黄河，西临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的一大片地域，拥兵十五万，并建立官制礼仪，创造文字，发展自身文化，以自己独特的民族禀性无可辩驳地走进了中华的大家庭中。
元昊称帝的消息两个月后才传到东京，给了朝廷不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