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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王朝在认识上一直存在着一个相当严重的误区，君臣士庶只看到了夷狄之辈“被发左衽，人面兽心”、“苟利所在，不知礼义”的一面，而没有发现他们不得已而诉诸武力的一面。因此在攻伐不成之后，便采取建城立垣的闭关政策，几乎完全杜绝了与关外诸族的贸易或者只进行非常有限的交换，这就使得游牧社会无法用和平方式取得物质的补充。历代的圣贤们认为中国以田耕为本而自给自足，从根本上讲不需要对外贸易，没有意识到贸易在维护和平上的极端重要性。执政者自恃于国力的强盛，一直把互市也就是相互贸易当作是要挟夷狄的一个手段，却从来没有把它视作是一种自避隐患的良策。殊不知，一旦抵御入侵的能力有所降低时，就无法不被为生存所迫的外族盗掠侵驱。这个问题终于在本朝走向了极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道长城或许还是罪魁祸首，如果放弃政治偏见而开放边境，允许双方的自由贸易，在互利的情况下保证对彼辈欠缺物资的供应，应该是能够避免兵戎相见的。
早先的中国典籍里找不到“蒙古”的名称，这是本朝以来才有的译名，同时先后还有许多其他的称呼，如萌骨子、朦骨、蒙国斯等。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蒙古族的最后形成时间相对较晚，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这个部族的活动地区十分遥远，大致在今天贝加尔湖以南，西起阿尔泰山东至大兴安岭一线，这个广袤的区域北是山岭牧地，南方则是平坦的草原。也许只有国力强盛的唐朝时期，中原帝国的版图才有及于此。本朝北有契丹，西有吐蕃、党项，基本上没能涉足戈壁和草原，因此无缘得知其间的情形是很自然的。实际上，自从唐朝时期鼎盛一时的东、西突厥逐渐没落，回鹘人又迁出后，那一带的情况就一度晦暗不明，一直到成吉思汗的崛起为止。
当然，仔细考察起来也能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唐五代时有人就记载道，北方的夷狄中室韦部较盛，其中有一支称作“蒙兀室韦”，这可能就是后来的“蒙古”之称。不过，名称不是主要的问题，因为一个新兴的部族绝不可能从天而降，它自有其源远流长的历史过程，尽管我们对这一过程并不能做到了如指掌。从民族的角度上说，生活在该区域的许多部落都属于同一个大民族，也就是后来我们所称的“蒙古”族，与突厥族及属于通古斯族的契丹、女直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一定的不同。契丹、女直处于这一地区的边缘，因而得以与中国较早接触，也正是由于契丹的强盛，使蒙古地区的突厥余族被清除，蒙古各族才得以重新活动，开始沿额尔古纳河西迁至斡难河一带。关于这次西迁，蒙古族有一个古老的传说道：一对受天命而生的夫妻“苍狼”和“白鹿”渡过腾吉思湖来到了斡难河源头，生子名“巴塔赤罕”，就是他们的第一代祖先。如果这个传说属实，那么蒙古重新兴起并最终形成一个民族的时间确实相当之晚，因为耶律阿保机直到公元924年才驱逐了该地区的突厥族。
一个小而微的部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变成一个强大的民族，就一定是融合了其他部落而成为一个共同体的缘故，蒙古当然也不例外。这要归功于一个伟大的人物，这就是公元1162年亦即宋朝纪年的绍兴三十二年生于斡难河畔的铁木真。铁木真出生的年代，正是蒙古诸部激烈争战的融合时期，九岁时，身为蒙古乞颜部首领的父亲就在部落战争中死去，铁木真与他的母亲和兄弟们不断受到敌人的袭击，十几年里九死一生。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铁木真正是在血与火的岁月里成长起来，生活磨炼出他的坚强意志和非凡性格，也教会了他应付时世的智慧和计谋，因此使他最终成为草原民族豪放气概和顽强精神的杰出代表。到了四十岁时，铁木真已经基本统一了蒙古草原上的各个部落，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公元1206年也就是韩侂胄伐金的开禧二年，铁木真在斡难河召集诸弟、诸子、驸马、部族奴隶以及各部首领召开议事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铁木真接受了“成吉思汗”的称号，树九游白旗，正式建立蒙古帝国。“汗”原是部落首长之意，北方诸族都以此词来称谓本族的君主；“成吉思”的具体含义已无从得知，但它是一种最高权威的尊称则是没有疑问的。“成吉思汗”铁木真的诞生，是世界范围内震天动地的大事。
成吉思汗首先进攻的是西夏和西辽，后者是辽国灭亡后契丹残部西迁后建立的政权，在取得胜势后立即就转向了金国。蒙古对金人的仇恨是简直就可以说是与生俱来，因为金廷长期以来一直对蒙古各部采取极端的压迫政策，甚至在灭辽后，出于对北方各部的恐惧感，每三年出兵掳掠杀戮一次，谓之“灭丁”。如此残酷的灭绝行径，不可能不激起蒙古人的反抗，成吉思汗从嘉定四年（公元1211年）开始伐金后，举国之力几乎全部投入到这场战争中。以蒙古强大的势力，孱弱的金国已根本不是对手，四年后就丢掉了中都而被迫南迁汴梁。
很显然，在这个时候蒙古人尚未完全意识到他们对中原的兴趣，也尚未摆脱游牧民族掠夺的禀性。克服金中都后，成吉思汗带着大批战利品回到了怯绿河上的宫帐中，依旧过着他们传统的游徙生活。大约在两年后，一个偶然的事件促使成吉思汗转而向西，对中亚大国花剌子模帝国展开了征讨。值得注意的是，这场争斗的最初起因也是由于贸易上的纠纷酿成的，这再次证明草原帝国的彼此征伐与物质需求之间的某种天然联系。
这场西征几乎荡平了整个中亚地区，蒙古军队最远一直推进到印度河和克里米亚半岛的第聂伯河。成吉思汗杰出的军事才能在这次西征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蒙古军队也从中得到了充分的锻炼，这场战争同时也使蒙古帝国获取了极大的物质利益，虽然这对于其他国家来说是一个莫大的痛苦。成吉思汗所禀信的那种摧毁一切、消灭一切的信条，其实也是长期以来饱受压迫的民族心理的必然反映，他能把这种心态发展到攻取天下的高度，这对于蒙古民族来说，却不失为是一个伟大的贡献。不过，雄才大略无与伦比的成吉思汗仍旧只是局限在以弓马取天下的范畴里而已，他还没能认识到的一个简单道理是：屠杀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
在征伐金国并占领中都燕京后，成吉思汗听说了一位契丹贵族后裔耶律楚材的名声，并于三年后将他召到帐前，向这位博学之士讨教命相占星之术。耶律楚材出身于一个完全汉化的契丹人家庭，长期侨居中原，已经成了一个地道的中国士人。然而他对于蒙古帝国的巨大影响当时并没有显露出来，因为成吉思汗除了术数之外，对耶律楚材的儒学不感兴趣。
此外，成吉思汗还接触过一位具有相当文化素养的汉人，这就是长春真人邱处机，全真教的掌门人。全真教是道教的一个门派，在金国入主中原后发展兴盛，到了邱处机时，门徒遍及整个北方，具有相当的影响。成吉思汗同样是在燕京听说了这位长春真人的名声，不惜派人万里迢迢把他请到了西征行营。与召见耶律楚材的性质相同，他此次的目的是想请求这位仙风道骨的真人教给他长生不老之术。嘉定十五年（公元1222年）四月，真人在路上走了一年又两个月后，到达了蒙古御营并随之北上。很难猜测真人不畏艰难长途跋涉应召蒙古大汗的动机，因为他自始至终都没有响应过金廷和南渡宋朝的征召。虽然真人知道了成吉思汗的动机后十分失望，但这位道行高深的人并没有以丹鼎灵药之术来迎合蒙古大汗，相反代之以诚恳的劝说，希望他能接受道家的理论而不嗜杀戮。真人强调说，只有清心寡欲才能长生，敬天爱民才能一统天下。显然，成吉思汗并未能为他的高深理论所说服，尽管他始终对真人保持了一种敬重和推崇的态度。宝庆三年（公元1227年）在围攻西夏时，成吉思汗带着遗憾不幸去世，因为他对宿敌金国尚未在他的手中被征服而耿耿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