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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再度上言。
这是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李怀忠，他的话说的似乎很实在：东京有汴渠，因而便有了江淮每年数百万斛的漕米，都下数十万兵马仰给于此，陛下留居此地，米从何出？且府库重兵皆在大梁，安固已久，岂能动摇根本？！
那就径迁长安！皇上的主意在那一刻还是坚决的，所以他赌气说出此话。
终于有人叩头了，凡是懦弱无识而又自命效忠的人最后总是会祭出这个法宝。这是晋王赵光义，皇上的御弟、新朝主要的军事统帅，同时也是太祖黄袍加身的始作俑者之一，他的话自然有着相当的分量。晋王以首叩地言辞恳切：陛下，安天下者，在德不在险啊！
太祖沉默了。他明白这件事情一旦错了就无法改正，一时间说不出一句话来，只能以沉默回答晋王。晋王退下，太祖长叹：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这是太祖第二次长叹了，这一次是英明的太祖陛下为顾全大局而作了一个灾难性的妥协。这件事情的影响是如此的深远，以至于它的是非功过，简直无法评说。新朝的开国皇帝在这件事情上确有远见卓识，可惜的是没能得到大多数人的理解。尽管后来也不断有迁都之议，但都不能付诸实施。
太祖于西幸洛阳七个月后去世，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十月二十一日，御弟晋王赵光义出乎意料又顺理成章地继承了大宝。说出乎意料，是因为历朝历代的继承原则是父丧子代，除非万不得已，没有兄终弟及的道理；但这又是顺理成章的，因为赵光义是新朝的第一功臣，没有他就没有宋家江山，他的仁厚与统御才能更不让于乃兄，在国家初立，外患未平的创制阶段，以他的地位与威望入继大统，当然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过，这多少有点不正常，朝野有些议论和谣言也是事出有因。说起来也是光义有心要当皇帝，否则，有太祖谦虚仁慈的美德在前，即使天子猝死变故突发，朝廷内外一时没有准备而有传位于弟的意向，光义理所当然也还是必须谦让的。
新朝的第二位天子，史称“太宗”。
太祖时期，尚为奠定国统而南征北战，对首都的担心当然显得有些多余。相反，以四战之地取攻防要枢，纵横捭阖，倒有许多战略上的优势。更何况太祖取的是攻势，攻的意义就是在别人的土地上摆开战场，需要以决定性的战略决战一锤定音，于是进退自由的汴梁并非不是一个定都的佳选。可当太宗受挫于辽，国界渐渐确定后，这个问题就开始隐隐约约地严重起来。
太宗的对外国策以“歧沟之战”的失败为标志形成两个明显不同的阶段。
第一部 东京汴梁第3节 本朝的统一
本朝的统一方略其实并不显得如何雄大。太祖的意思是南方基本平定后，帝国对北方的目标应该主要就是“燕晋”，“晋”是指太原的北汉，也就是后汉的一股残余势力在黄河以北建立的小朝廷；“燕”则是指后晋皇帝石敬瑭割让给契丹辽国的幽蓟十六州之地。特别是在辽国统治下的燕蓟，太祖甚至想先以金钱赎买，假如不果，再徐图以武力。太宗即位后首先于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灭掉北汉，这一胜利使得新朝的嗣皇帝开始对立时收复燕蓟产生幻想。平定北汉后没有多久，太宗便要下令乘胜进军。
但是辽兵的威猛给宋军的印象似乎非常深刻，大家都不能忘怀在攻伐北汉的过程中，辽军不时的侧翼进攻给我方造成了多么大的难堪。军中诸将的疑虑与天子的跃跃欲试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下，使得太宗本人也显得犹豫起来。幸好殿前都虞侯——领掌宿卫禁兵的中级军官——崔瀚说得斩钉截铁：
乘此破竹之势，取之易如反掌。机不可失！
太宗大喜，决心遂下。于是，宋朝大兵直趋辽境，进而包围了南京。辽国先后设有五京：上京临潢府、中京大定府、东京辽阳府、西京大同府、南京析津府。辽之南京在今北京市，公元938年设，是辽国逼视大宋的军事重地。宋军一路报捷，兵临南京城下，逼得辽守军几无生机，差一点就要大功告成。不幸的是，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却久攻不下，宋军开始产生懈怠，加上大兵聚集，势力钝重，给了辽军反击之机。七月初六，辽宰相耶律沙率援军赶到，宋军不测其多寡，诸将疑惧，协调不力，被辽军分兵夹击，在城外高梁河一战即溃，太宗乘驴车仓皇南走，宋军大败。这一次北伐以优势而落败，给宋军上下又一次造成了沉重的心理压力。
宋军的惨败完全是相互之间不能机动协调的结果，太宗亦未能起到天子亲征所能带来的那种鼓舞士气、指挥得力的作用。在战事的关键阶段，最高统帅部甚至一度中断了与各军的联络，以至于产生一部分军将谋立他人的严重事件。这次事件的当事人是武功郡王赵德昭（太祖的第二个儿子，太宗之侄），还京后因为太宗的责怪，惶恐万分，跑到宫外的一间茶楼里，要了一把水果刀自刎而亡。战争成败的决定因素往往不单单取决于兵力多寡、国势强弱，它还需要心理上的稳定与成熟，更需要上下一心的同仇敌忾与众志成城的必胜信心。说实话，从这次战败来看，太宗并没能具备这样的条件，所以几年后遭受更大的失败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歧沟”是歧沟关的省称，位于辽境“南京道”之易州与涿州之间，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太宗再一次大举北伐，东路军从雄州挥戈直指辽国南京，歧沟是其必经之地。这次北伐的规模是前所未有的，原因是大宋的第二代天子心有未甘，轻信了辽国正起内讧而势有所减的不准确情报，兴三路大兵伐辽。除东路以外，西路军由潘美及北汉降将杨继业率领，目标是辽之西京大同；中路是田重进为统帅，兵出飞狐，穿插包抄，策应东西两路。这一次的失误在于矫枉过正，三路大军又相距太远，根本不能相互呼应。被辽军诱敌深入后，东路的曹彬部便先遭重创。
当时，曹彬已连克新城、固安，四月进围涿州，进兵神速。因辽军坚守，未能及时攻克，加之供给又被敌军切断，无奈之下，退还雄州。太宗接报，非常震惊。
皇上立即飞传诏令，命曹彬暂缓进军，沿白沟河慢慢向米信部靠拢，待西路潘美克复敌后数州，与中路田重进东移，再合力夹进。太宗的这个策略还是非常正确的，岂料西、中两路已率先奏捷的事实，给了曹彬所部上下以很大的压力，众将都认为本军拥有重兵而不能有所攻取，且已退兵一次而丧失战机，纷纷要求立即进兵再攻涿州。
曹彬是本朝杰出的开国将领之一，素来以诚实稳重、中立不倚著称，很得太祖赏识，在平西蜀、灭南唐中立有大功。此番以幽州行营前军马步水陆军统帅的身份领掌东路军北伐，接受的任务本来是佯攻。太宗也曾反复叮咛：“持重缓行，不得贪利。”然而曹彬在诸将喧闹之下，竟也没能坚持原则，以疲惫之师行不得已之役，发军再攻涿州，犯了兵家大忌。结果被辽军以轻制重，在歧沟将曹彬师老疲乏之众一战击溃。兵败如山倒，曹彬主力一败，整个东路军便全被冲垮，十万大军狼狈逃窜，从雄州一直退到高阳。此战宋军死者数万，人畜相蹂践而死者则更不可胜数，可怜曹彬一世英名，毁于一旦。六月初八，败军之将曹彬等人被召回京师，诏鞫于尚书省。当曹彬素服长跪在殿前时，连太宗都忍不住长叹不已。
歧沟之战的失利，使得西、中两路的进攻丧失了意义。五月初九，太宗便命两军回师，潘美退还代州，田重进退守定州，由攻转守。但得胜的辽军却不愿善罢甘休，从六月开始，在诸路兵马都统耶律色珍的率领下，辽军十万人马南侵，一路连克云、朔、寰、应数州，将战场推至宋境。七月初九，杨继业临危受命于西路统帅潘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领孤军出击。行前与潘美及监军蔚州刺史王侁商定，先伏兵于陈家谷口，俟出战不力转至此地时，出兵相救。可王侁在继业出击后，等了三个时辰不见继业回报，使人登高瞭望，见色珍军佯败却以为是辽兵退走，王侁欲争功，便引军离开了谷口。潘美发觉，已不能制，干脆也逃之夭夭。黄昏时分，继业果然退到了谷口。以重伤之躯领数十残兵，望见无人，可以想见，那是一种何其悲哀、绝望的心情。回马再战，结果全军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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