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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任途中，仲淹顺道造访已退居林下的吕夷简。
夷简很奇怪，问仲淹：“何事遽出？”
仲淹答道：“暂往经抚两路，事毕即还。”
夷简一听顿脚：“君眼下正蹈危机，既已出京，又岂能再入？！即欲经抚边事，当然也是在朝方便。此显见之理，如何不省？！”
到底是在宦海中沉浮了大半生，夷简此语真是一针见血，说得仲淹愕然变色。
八月，富弼亦被命为河北宣抚使，石介也上表请出，被命为濮州通判。改革派的势力一旦减弱，政局马上就突生波澜。两位年少冲动不拘小节的新派人物苏舜钦、王益柔首当其冲，前者因在进奏院召一帮新派名士宴集，并以伎乐娱宾，而后者又醉后即席狂语，被人抓住辫子不放，穷追猛打。宰相章得象、晏殊虽不反对仲淹之辈，但两人老成持重，平常对事情一贯无所可否，此时更是不发一言。而贾昌朝、张方平、宋祈都站在了反对派的一边，只有韩琦一人在孤军奋战。结果此事闹得很大，苏、王两人被贬外，其他赴宴的新派人士同时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连远在京外的范仲淹也被迫上表乞罢参知政事之衔。达到了这些目的后，反对中坚御史中丞王拱辰忍不住手舞足蹈，竟发出“终于一网打尽”的叫嚣，同样一点也不掩饰自己的激动情绪。
平心而论，范仲淹条陈十事而施行的新政，不仅算不上什么重大变革，而且时间很短，效果也十分有限。仲淹一派的余靖就承认，朝廷一年来的所作所为并没有达到修举法度，以兴治道的目的。无所建设自然也就无所破坏，这个事实就等于从反面证明：一年左右的改革并没有打乱原有的秩序。可就是这样，仲淹等仍然无法躲避汹涌而来的谤议大潮，迫不得已而采取了一条息事宁人的路线。归纳起来，除了仲淹等人本身的因素之外，士大夫之间意气用事的毛病是一个重要原因。
士者，有知识有抱负之志者；大夫，辅弼天子治理国家的臣僚。士大夫合称，便指的是超拔于芸芸众生之上的一个精英阶层。古时其辈多出于贵族，随着历史进替，起于寒微者也不乏其人。但不管其出身如何，他们所能选择的道路总不外乎两端：一是征服世界，一是逍遥人生。本朝历行文教，重于德行，士大夫崇儒学、尚名节一时蔚然成风，但他们似乎仍然缺乏那种踔厉奋发的精神斗志，进而在和熙富足的生活中变得越来越温文尔雅、端重持默，而太祖所定下的那种宽容纵许的原则，更赋予他们甘于自守的借口和理由。矛盾的是，道德伦理又一贯要求士大夫们不得忘怀于庙堂社稷，不能老在理论上空谈而不事实践。在这种两难的境地下，他们便选择追求性命真谛来遮掩甘于逍遥的劣迹，借批评他人来证明自己并未推卸责任。他们做不来大事，但却不容许别人做事时犯一点错误。于是，在不少徒具其表的人那里，品藻人物的名士之风不免演变成相互攻讦、争名好胜的俗陋之习。他们平常自诩正色不阿、鄙斥浮薄，可一旦有人奋发而起出乎其意，却又无法泰然处之。操守可称者不免如此，就更不用说等而下之者搀杂私心于其间，往往做出诬讦陷害等下流之事了。
范仲淹成为众矢之的就是这样一个风气的产物。在这种大环境下，即使以兴治天下为共同理想而成为同道的新派人士，彼此之间也免不了闹意见。梅尧臣对仲淹的态度，是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
尧臣字圣俞，是侍读学士梅询的侄子，赖叔父之荫得官。初未为人所知，但由于诗写得好，被钱惟演引为忘年交。欧阳修当时也在惟演洛阳幕府，特别激赏尧臣的诗才，加上一批年少才俊迭相师友、互相倡和，渐渐使尧臣知名于当时。尧臣的确有很高的文学才能，他对诗的标准很高，曾对人发表诗见曰：“凡诗，意语新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矣。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也。”仕途的失意使他刻意于诗作，用力极勤，甚至日课一诗，焚之以求更精。尧臣的精思刻厉，勤于创制，一变西昆浮靡旧习，从而开创了本朝一代诗风，也博得了很高的诗名。
大凡才子，都疏于修诚立身。尧臣也有这个缺点，喜谈笑，好臧否人物，诙嘲刺讥往往托于诗中。屡试不第，一生未得高官的遭遇反过来又使他晚年轻儇戏谑的毛病更加突出。梅范两人结交甚早，尧臣在仲淹第一次因越职言事被贬后，曾有诗赠范，对仲淹有很高的评价，但当仲淹入主朝廷从事政治改良后，尧臣却对他的所作所为不以为然，曾当面写诗劝仲淹作为一个南方人不要过分矜夸而致丧身。仲淹当时也就原题答复一诗，表示见解不同，但无妨殊途同归，两人的关系尚未至于破裂。
范梅交恶的导火索即是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十一月导致革新派垮台的苏（舜钦）、王（益柔）“奏邸之狱”。这场冤案的告发者是晏殊的外甥李定，时任太子中舍人，因为想参加这次宴会被舜钦拒绝而怀恨在心，遂向御史中丞王拱辰密报。李定是托梅尧臣去见舜钦的，事情一发生，仲淹当然连带怪罪到尧臣，由此对他大生反感也就顺理成章了。尧臣自感委屈之余，认为仲淹等人不检点行为反而怀疑故友，亦对范不满，便写了一篇《灵乌后赋》与仲淹公开决裂。这场过节虽是整个庆历新政的余波，但多少反映了士大夫之间常以意气而坏事的结论绝不是危言耸听。
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正月，范仲淹、杜衍、富弼同罢。仲淹自上表乞罢参知政事之衔后，宰相章得象还认为仲淹素具“虚名”，若其一请遽罢，会使天子落下个轻黜贤臣的名声，因此建议仁宗下诏不允，若仲淹上谢表，即是挟诈君上，届时再罢不迟。仲淹哪知是计，见朝廷久无回音，以为皇上有意挽留，果真奉上谢表，仁宗这下越发相信章得象之言不虚。章得象平时于事不置可否，但这一希上求宠之着却相当巧妙，而对仲淹来说，却不啻于落井下石。杜衍为人清正谨严，好荐贤士，去年由枢密使而拜相，也因为新一任参知政事陈执中的谗构被罢，仅在职一百二十天。富弼一向以忠义知名，曾出使辽国，正辩屈敌，享有很高声誉。前段时间出巡河朔半年之久，事毕甫回，就落职而外任闲郡。
第二部 惊涛裂岸第2节 欧阳修
韩琦为此很不平，他不便为仲淹辩解，遂上疏替杜、富两人说情。韩琦从国家利益的立场出发，希望朝廷至少能以富弼全权负责北边，以仲淹全权负责西边。由于疏入不报，再加上本人也时受讥讼，韩琦无奈，亦求补外。三月初五，韩琦罢枢密副使，出知扬州。同时在一个月前，仲淹创制的有关新法，也被天子下诏罢除。
就在这个月，于去年底暂赴外任的欧阳修上疏皇帝，力辩范、杜、富、韩等无党，并无可罢之罪。此举使朝中对立方甚为恼恨，对欧阳修的攻击也越来越烈。八月，在谏官钱明逸、知开封府杨日严的诬陷下，贬知滁州。三个月前，余靖也因侍御史王平、监察御史刘元瑜的劾奏而罢职，出知吉州。
仁宗公开排斥仲淹等人后，转而起用所谓的持重之人如贾昌朝、陈执中等，朝廷纷争如麻、无所立事的局面依旧没有改善，更遑论去达治天下了。所幸三年后的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夏竦终于一罢不起，退出政治舞台，算得上是惟一一个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