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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批评毛泽东。邓拓文章中说得了这种“健忘症”的人“必须赶紧完全休息……勉强说话和做事，就会出大乱子”，也被二位美国学者说成是对毛泽东的“忠告”。邓拓的《王道与霸道》一文，则被认为是“对毛的最大胆的批评”。邓拓的《爱护劳动力的学说》被认为是“尖锐”地“攻击了毛的大跃进政策”。邓拓的《两则外国寓言》被认为是“批评了毛的唯意志论的发展观念”。这二位美国学者还强调邓拓为彭德怀所做的“辩护”：“在攻击毛和大跃进的同时，他为彭德怀进行辩护。他的几篇杂文显而易见地是暗指彭，描述了勇敢而廉洁的官员，他们因为抗议不公正的行为而受到不正当的控告。他描述的一个人物是明代的高级官员李三才，李三才因为在朝廷上勇敢地揭发宦官的罪恶而被罢了官。李一再上书要求皇帝亲自审问，但他被拒绝了。据传，李于是说：‘余难自抑，欲以帛百端尽述余之苦’。这可能是暗指据传彭那时正在写的为自己辩护的80000字自述。邓于1962年3月29日在《北京晚报》发表这篇短文，彭的辩护最终在1962年6月提交党的中央委员会。”（1）这二位美国学者还认为，邓拓杂文“要求一定程度的人身自由和领导所不准许的学者们在政治决策中的发言权。”（2）不仅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这样看待邓拓。美国学者、西方世界研究中国问题的“权威”R·特里尔在他的《毛泽东传》中也写道：人们对毛罢免彭的不满始于当时北京市副市长写的一个有寓意的剧本《海瑞罢官》，该剧本说的是明朝的一个忠臣因直谏而被皇帝罢免的经过。
邓拓的本来面目（2）
毛马上就看出（尽管当时没有发作），是对他错误地罢免了彭德怀作出的尖锐批评。
北京的一位专栏作家写了一则故事：讲的是一个才能平平的运动员，在一次错觉中竟吹嘘自己说打破了世界奥林匹克跳远记录，细心的读者都会猜到那位运动员是谁。
这位作家还写了一个讽刺健忘者的故事。作者勾画了一个健忘症患者，没有说出名字。他急性子，老是忘记以前说过的话，理智在渐渐地丧失。此文在最后十分隐晦地写到：“如果谁发现已有此症状，他必须马上得到充分休息（影射高岗搞分裂时朱德对毛的劝告），什么也不要说，什么也不要做。”
这些伊索寓言一类的文章，是典型的中国提意见的方式，但这已经够大胆的了！（3）
这位“专栏作家”即是邓拓。所谓“才能平平的运动员”的“故事”是指邓拓的《两则外国寓言》一文，而“健忘症”的“故事”则是指邓拓的《专治“健忘症”》一文。在这些海外学者看来，邓拓们当时是十分明确地为彭德怀“鸣冤叫屈”，是在既委婉又尖锐地批评毛泽东并要求毛“休息”。在这些海外学者笔下，邓拓简直有点“持不同政见者”的色彩，甚至有几分“自由主义者”的味道。《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具有国际影响的著作，而R·特里尔的《毛泽东传》“在美国出版后，引起了极大轰动，三十余家国外报刊给予极高评价”。（4）在被译成汉语前，该书“已经以六种语言出版”。（5）可见，关于邓拓的这些说法，在国际上流传甚广。
国内的论者虽然不至于对邓拓如此“拔高”，但对他的《燕山夜话》和在《三家村札记》中的文章，也往往赞不绝口。国内有些论者，极力强调邓拓作为“书生”的一面，浓墨重彩地描绘邓拓的“书生”形象，雕肝琢肾地突出邓拓的“书生”气质，以致于让人忘记了邓拓的本来身份。
也有人提醒大家注意邓拓“作为政治家的第一身份”。王均伟在《书生之外的邓拓》中写道：“今天人们在怀念他时，《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里的那些文章，被赋予了许多微言大义，感慨他‘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抛处血斑斑’的豪情。有人评价说，他忠诚于党的事业，也仍然崇拜和敬仰伟大领袖，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如同绝大多数人一样，在严峻的现实面前闭上眼睛，或者甚至虚假地高唱赞歌。在读他写于上世纪60年代初期的杂文时，我也是相信这样的评价的。可是后来在读有关邓拓的传记和文集时，我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那就是，在有关他的几本传记里，或者不提，或者一笔带过他1960年夏天的江南之行。”1960年夏天，邓拓有过一次江南之行，并写下了旧体组诗《江南吟草》，其中颇有歌颂“大跃进”、赞美“大好形势”的作品。在邓拓的笔下，其时到处是饥民并已开始出现饿殍的江南简直是人间天堂。王均伟这样解释邓拓写下这类诗作的原因：“毫无疑问，他首先是党的高级干部，忠诚于党的事业。尽管满腹经纶，才情四溢，也无法改变他作为政治家的第一身份。政治家有政治家的行为规范和言行尺度。1959年彭德怀在庐山的直言所得到的下场，对其他政治家或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非政治家，无疑有重大影响。是不是因为从中吸取了某种教训，邓拓的笔下才写出了与‘口径’一致、与现实却不一定吻合的《江南吟草》？在三年困难时期，有多少支笔不敢正视现实，把人民吃不饱的现实描绘成到处莺歌燕舞的人间乐土，只要翻一翻当时的报刊，就可以得出结论。在这个大环境里，邓拓没有能够免俗，《江南吟草》就是证据，对此完全没有必要回避或遮掩。”（6）
按照王均伟文章的说法，有着两个邓拓，一个是作为“政治家”的邓拓，另一个则是作为“书生”的邓拓。《江南吟草》中那些粉饰现实的颂歌，表达的是邓拓作为“政治家”的现实姿态；而《燕山夜话》和在《三家村札记》里发表的那些文章，表达的则是邓拓作为“书生”的良知和道义。——这样的解读，虽然比把邓拓主要看作一个“书生”要令人信服，也给我很大的启发，但却也未必揭示了邓拓的本来面目。
二
要准确地理解邓拓为何写下了《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里的那些文章，就必须对当时的政治气候和思想文化氛围有尽可能多的了解。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说：“从1958年11月初的郑州会议开始，到1959年7月中旬庐山会议前期，毛主席和党中央接二连三地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领导全党努力纠正已经察觉到的‘左’倾错误。八个半月的纠‘左’，是逐步深入和富有成果的。如果不是庐山会议后期中断了这一进程，‘大跃进’造成的损失可能会小得多。但是，历史是无情的，历史就是历史。它的发展，并不因为我们开始纠‘左’而不犯更严重的‘左’倾错误。”（7）彭德怀的直言使得庐山会议变纠“左”为反“右”，并导致“大跃进”的新一轮狂潮。但毕竟“历史是无情的”。“大跃进”带来的最严峻后果是粮荒。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人口外逃、浮肿病和饿死人的现象就在全国农村普遍出现。邓拓在1960年所歌颂的江南也不例外。例如，地处南京市东南面、属南京郊县的高淳县，本是鱼米之乡，但据中共江苏省委通报，在1958年和1959年春，浮肿病、消瘦病、妇女子宫下垂病患者14000多人，非正常死亡6000多人，外流人口10000多人。而“该县县委采取了对待敌人的办法对待劳动人民，提出：‘那怕流血牺牲，也要保收3000斤水稻’，‘深翻（8）好像打仗，在战场上如有士兵临阵脱逃，可以就地正法！’等口号，造成部分基层干部严重强迫命令，采取吊、打、关、押、罚跪、停睡等手段，甚至发生逼死人命的事件。”据中共上海市委的报告，奉贤县自1958年春耕起到秋耕秋种，全县因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而直接被逼死的群众有156人，无辜被撤职、停职的干部660余人，各社和生产营，都搞了‘劳改队’，先后劳改了2866人，集训了2907人。对群众捆绑、吊打、乱斗、乱关、罚跪、游街、停餐等更为普遍。为了消灭红铃虫，被烧、拆民房1923间，仓库1345间，强迫集中居住又拆民房2147间，兴修水利拆房3188间。报告说：站在高处看奉城，就像鬼子大扫荡后的情景一模一样，“断瓦残壁，历历皆是，触目惊心，一片凄凉”。（9）再如河南信阳地区，当时的情形也令人不堪回首。1960年12月22日，中共信阳地委向中央写了一份报告，其中这样说到各区县打人和死人的情况：正阳县原报去冬今春死18000人，现初步揭发已达80000多人；新蔡县原报告去冬今春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