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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1932年加入中共，韦君宜加入中共的时间则是1936年，虽然相差只有四年，但在中共的革命代际上却是两代人：丁玲属于“左联”一代，韦君宜则属于“一二·九”一代。说丁玲是韦君宜的“革命前辈”并无大错，而且某种意义上，丁玲还可算是韦君宜的“革命导师”。韦君宜在《思痛录》的“缘起”部分对自己当初之所以“当共产党”有这样的说明：“有什么路走？惟一的抗日之路是左倾的路，尤其是左倾文学的路。鲁迅、茅盾、郭沫若、丁玲、巴金这些名字差不多统领了中国文坛。连不属左派的文人也是只见往左倒，不往右倾。毛泽东说中国有文化新军，确实不假。我就因中学的一个老师介绍，读了这些左翼作品，方知道真抗日的只有左派。”其实在“一二·九”这一时段绝望于国民党而选择了共产党的知识青年中，不只一个人是因为受了左翼文学的诱导，这是一种普遍现象。例如，曾彦修（严秀）先生说自己之所以在1937年“投奔延安”，也是30年代左翼文艺影响所致：“没有三十年代上半叶进步书刊的启蒙，我根本不会到延安去，根本不会相信共产党正确。”（见《曾彦修自述》，收入邢小群《凝望夕阳》一书，青岛出版社1998年）。再例如，前中共高官、曾任过江苏省委书记和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许家屯，名字就来源于“左联”作家艾芜以东北地区抗日斗争为题材的小说《咆哮了的许家屯》。
对丁玲这位“革命前辈”和“革命导师”的晚年，韦君宜为何有困惑、质疑和谴责呢？只要看看韦君宜自己的晚年行状就不难明白了。韦君宜晚年，以一本自传体小说《露沙的路》和一本回忆录《思痛录》赢得广泛的敬仰。这两本书，是韦君宜在良知驱使下，怀着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以严重病残之身奋力写出的。对自己所经历的从延安“抢救运动”开始的“革命悲剧”进行反思，对自己以“革命”的名义犯下的过错进行忏悔，是韦君宜这两本书的主旨，而目的则是为了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当年以青年知识分子的身份投身共产革命而有幸在“文革”之后仍然活着的人，进行这种反思和忏悔者不只韦君宜一人，这批耄耋老者真正当得起“宝贵财富”这几个字。而在这一小小群体中，韦君宜以其反思的大胆深切和忏悔的真挚诚恳，成为了一种光辉的象征。《露沙的路》和《思痛录》这两本书，使韦君宜的晚年极其辉煌。两本书都只是薄薄的一小册，但韦君宜先生一脚踏着一本，就获得了令人们仰视的高度。
明白了韦君宜晚年的精神姿态，就能明白她为何对丁玲的晚年有所困惑、质疑和谴责了。丁玲1955年和1957年先后被划为“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和“丁玲、冯雪峰右派反党集团”的首要成员；1958年遭到毛泽东亲自介入的“再批判”，以“右派”之身下放北大荒劳动12年；1970年又被投进秦城监狱，达五年之久；出狱后又被发配山西农村。在几十年间，丁玲也可谓饱受磨难。作为一个几场大的历史灾难的幸存作家，丁玲应该在有生之年致力于对亲历的历史灾难的反思，也应该对自己以“革命”的名义犯下的过错有所悔恨。这是韦君宜对丁玲的期望，也是许许多多人认为丁玲应该做的。因为这才是一个老作家良知未泯的表现，这才是真正对历史负责、对国家民族负责、对后代负责，也对自己负责。复出后的丁玲，也确实常显得“忧心忡忡”，但所忧所虑的却是一些相反的“问题”。于是，复出后的丁玲，令包括韦君宜在内的许许多多的人不解和失望。丁玲的晚年行状也至今仍存在着争议，而丁玲的晚年心态也成为大堪玩味、大可探究的问题。
在1997年第2期的《读书》上，王蒙发表了《我心目中的丁玲》一文，其中这样说到丁玲复出后的“表现”：“在党的工作部门召开的会上，丁玲说：‘现在的问题是党风很坏，文风很坏，学风很坏’。”“在一些正式的文章与谈话里，丁玲也着重强调与解放思想相对应的另一面，如要批评社会的缺点，但要给人以希望；要反对特权，但不要反对老干部；要增强党性，去掉邪气；以及对青年作家不要捧杀等等。”“丁玲的所谓‘左’的事迹一个又一个地传来。在她的晚年，她不喜欢别人讲她的名著《莎菲女士的日记》、《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而反复自我宣传她的描写劳动改造所在地北大荒的模范人物的特写《杜晚香》，才是她的最好作品。”“丁玲屡屡批评暴露‘文化大革命’批判极左的作品。说过谁的作品反党是小学水平，谁的是中学，谁的是大学云云。类似的传言不少，难以一一查对。”王蒙的文章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在为丁玲洗刷开脱，是在为其“辩冤白谤”，但有趣的是却遭到一些对丁玲晚年精神姿态坚决拥护无限推崇者的愤怒驳斥。读这些驳斥王蒙者对丁玲的赞美，或许更能明白丁玲晚年“何事忧心忡忡”了：“丁玲对后来的一部分青年作家中出现的不良倾向感到忧心忡忡，诸如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看破红尘，散布灰暗情绪乃至以丑为美的倾向；声称不要生活，不要政治，只要自己，认为越没有政治性、思想性，艺术性就越高的倾向；宣扬只要横的移植，不要纵的继承，盲目崇拜西方，乃至把鱼目当珍珠、把垃圾当时髦的倾向；主张‘无为而治’，党不要领导文艺的倾向；等等。对于这些，丁玲都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摆事实，讲道理，进行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批评。这在缺乏批评与自我批评气氛的情况下是很不容易的。”“后来，在纠正‘左’的错误的过程中，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乘机泛滥，丁玲出于社会主义文艺战士的责任感忧心如焚，义不容辞地挺身而出，同这股思潮作斗争。在当时那种只许错误的东西放，不许马克思主义争的极不正常的空气下，这样做可谓不识时务，立即会被斥为‘围攻’、‘打棍子’，各种人身攻击纷至沓来。这难道是政治投机分子所能做到的吗？”（艾农《真实的丁玲与谬托知己者笔下的丁玲》，载《中流》1997年第9期）。
毛泽东对丁玲命运和人格的影响（2）
对使得丁玲如此言动的晚年心态，王蒙的《我心目中的丁玲》和张永泉的《走不出的怪圈——丁玲晚年心态探析》（原载《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收入《左右说丁玲》一书）都做了分析。两文都有一个基本观点，即丁玲晚年并非真“左”，她的貌似“左”的言行，其实别有原因。这原因归结起来主要有这样几点：一、丁玲有着根深蒂固的名作家、大作家意识，而复出后发现自己“已不处于舞台中心，已不处于聚光灯的交叉照射之下”，于是心理失衡，对新的作家和文学现象贬多于褒。二、丁玲重返文坛时，“伤痕文学”已然蔚为大观，而她的老对手、死对头周扬“正在为新时期的文学事业鸣锣开道，思想解放的大旗已经落到了人家手里，人家已经成了气候，并受到许多中青年作家和整个知识界的拥戴”，尤其重要的是，周扬还同时以反思者和忏悔者的形象出现，对自己当初以“革命”的名义犯下的过错有所反思，对曾被自己伤害过的人表示了歉意，这使得周扬赢得知识文化界广泛的认同和尊敬。在一个政坛化了的文坛上，丁玲要确立自己的地位、要能与周扬分庭抗礼，就必须反其道而行之，别树一帜、别唱一调。三、复出后的丁玲仍然“心有余悸”。延安时期的一篇带有揭露和批判性的小杂文《“三八节”有感》在当时虽因毛泽东的保护而免遭磨难，但在1958年却又老账新算，自己因此长期受难。这惨痛的“教训”使丁玲打定主意任何时候都以歌颂者而非揭露和批判者的面目出现，任何时候都不再被人抓住“右”的把柄而始终唱“左”调，因为丁玲终于看清楚了，“左”在政治上永远是安全的；而促使丁玲与周扬们唱反调的更重要也更微妙的因素是，周扬在赢得知识文化界广泛认同和尊敬的同时，“却也受到某些领导人与老同志的非议”，“革命”数十年的丁玲清楚地知道，对于一个作家的命运来说，“领导人与老同志”的看法比什么都重要。丁玲审时度势，更加觉得周扬走的是一条危险的路，“她在党内生活多年，深知自己的命运与领导对自己的看法紧密相关，这决定了是你还是你的对手更能得到党的信赖。要获得这种信赖就必须顶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