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我不在期间，那时刚刚结过婚的达拉代替我的工作。此外，又招聘了一名营养师冯·艾克斯纳女士，茶会又恢复了。我疗养归来后的第一、天晚上就参加了茶会，坐在希特勒的右手，冯·艾克斯纳女士的左手。像以往那样，希特勒吻了吻我的手以表示问候，继而又问了我的境况，此后整个晚上就再没有与我说过一句话。
很长一段时间以后，希特勒才原谅了我的失礼。1943年，在前线日趋吃紧时，他计划于9月赴索帕罗什耶一第聂伯罗彼特罗夫斯克最前线去并且要我同行。抵达后的当天晚上他向我口授了向战士们下达的坚守阵地的命令。这时，他才第一次又与我谈起了一些私事。
然而，真正的和解还是在1944年3月份。由于息严重的坐骨神经痛，我到加施泰因疗养浴场去疗养，在此期间，为祝贺我的生日，他让人给我送去了一束玫瑰花，并附上他的亲笔贺辞。贺辞写在印着希特勒签名和带有烫金国徽的白色卡片上，得到它是一种殊荣，通常像戈培尔夫人、戈林夫人、特罗斯特夫人和维尼弗雷德·瓦格纳和受他宠爱的人才享有这种荣誉。我当时非常激动，并在感谢信中写道，我向上帝发誓，决不再吸烟。看来，这封信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因为在贝格霍夫的那段时间里，晚上坐在壁炉旁聊天时，这封信曾多次成为他谈话的题材。
在加施泰因疗养地结束疗养之后，我又在贝希特斯加登附近的比绍夫斯维森察贝尔教授的疗养院里休息了一段时间，接受了比歇尔一本纳的饮食疗法，这才算最后结束了疗养生活。
在此，我还想补充谈一下有关希特勒的营养师马伦娜·冯·艾克斯纳女士和康斯坦策·曼加莉的情况。进军俄国期间，希特勒的胃病越来越严重，为此他曾专门找过长期忍受这种疾病折磨的罗马尼亚元帅安东内斯库。安东内斯库提起了维也纳大学医院的营养师马伦娜·冯·艾克斯纳女士，她运用严格规定的、美味可口的饮食治好了他的胃病。
遵照希特勒的吩咐，莫雷尔教授为他去物色一位同样好的营养师。这位教授到了维也纳大学医院，成功地找到了倍受安东内斯库赞扬的那位营养师。大本营里专门开了一个制做特种饮食的小灶，冯·艾克斯纳女士精心制做的所有菜肴都是有利于希特勒消化的。希特勒高兴地夸奖饭菜丰富，他尤其对维也纳甜食和味美的苹果蛋糕赞不绝口，这种蛋糕我们也觉得极好吃（一层薄薄的面饼，上面放一层苹果块——可能的话——再放上少量的掼奶油）。
自从与希特勒就酒精和尼古丁拌嘴之后，夜间茶会就再没搞过。但在我疗养归来之后，茶会又恢复了。马伦娜·冯·艾克斯纳女士也加入进来。她的到来使谈话活跃起来，尤其每当她谈到她的家乡维也纳时，希特勒听得总是津津有味。安东内斯库元帅有一次访问大本营时再次见到冯·艾克斯的女士。他非常高兴并送给她一只很小的小狗，这只小狗像约克郡猛，很有活力并且很聪明，但个头却比一般的狗要小，在希特勒看来，作为政治家把这只小狗当作礼物送人就失礼了。因此，希特勒指示全国领袖的曼为冯·艾克斯纳女士搞了一只价格昂贵的猎狐犬。
但是，当冯·艾克斯纳与马丁·约曼手下的一位副官的爱情发展到必须澄清她的身世时，人们才知道他的祖母是一个弃儿，此时正值非犹太血统的白种人条款在酝酿过程之中，此事的出现使得这位可爱的维也纳人的命运遭到了悲惨的结局。从此以后，希特勒再也不沾这位不幸的女士所做的菜肴，致使他又犯了胃病。此事发生时，人们正计划加固“狼穴”大本营的掩蔽所，因此大本营必须转移到上萨尔茨堡会。利用这个机会停了冯·艾克斯纳的职，接着她就被解雇了。全国领袖鲍曼奉命对艾克斯纳家族实施了雅利安化。
希特勒在山上逗留期间，他的食谱是察贝尔教授在贝希特斯加登附近比绍夫斯维森疗养院里按照瑞士医生比尔歇一本纳的方法配制，由年轻的蒂罗尔人康斯坦策·曼加莉制做的，饭做好后再用汽车运到山上来。1944年7月初，在返回腊斯腾堡大本营的前夕，有人问曼加莉小姐，是否她愿意跟随希特勒去当营养师。由干我过去曾在察贝尔的疗养院里疗养时认识了她，所以她便来问我。遗憾的是，我对她进行了积极的劝说，她答应了。就这样，这位个子高高、长着一头黑发的年轻漂亮的姑娘，一位有才华的钢琴家于1944年来到希特勒身边，当了营养师。希特勒根欣赏她，炫耀地说：“我有一位名叫莫扎特的厨师。”
1945年，曼加莉的营养灶起初设在柏林元首地下避弹室里，她常常与希特勒一起进餐。1945年5月撤离总理府后，在逃离柏林的过程中，她悄悄地溜走了。后来人们再也没有听到一点有关她的音讯。有人说，她服了希特勒发的氰化钾毒剂自杀了。
在察贝尔教授的疗养院结束了疗养生活之后，我于1944年7月又开始了在“狼穴”大本营里的工作，这时，掩蔽所已加固完毕，顶上种了草和树，以免被飞机发现。我归来后，希特勒对我热情如故。因为他知道我也接受了比歇尔一本纳的饮食疗法，所以问我愿意在军官食堂与大家一起吃饭还是单独吃饭，当我说要单独吃饭时，他便邀请我同他一起在掩蔽所里用餐。在他遭到行刺的前一天，即1944年7月19日，吃午饭的时候他对我说：“对我来说，现在不能出任何事，否则我的事业就完了。”
那时，形势讨论会都在宾馆（临时木板房）的休息室举行。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在如同沼泽一般的草地里，飞舞着成群的蚊子，哨位上都罩了蚊帐。7月20日，人们正在吃午饭，外面传来了一声巨响。由于在离此地不远的地方有一片布雷区，有时人们不小心踏上去会引起爆炸，所以人们时常会听到爆炸声。然而此次的响声却不同与往常。人们惊慌地呼喊医生：“炸弹爆炸了，好像是在宾馆发生的！”突然，各处都被封锁起来。我当时还想，“今天我肯定不需要与首长共同进餐了。”接着有人喊：“首长安然无恙，但临时木板房给炸毁了！”
出乎我的预料，下午3点左右我被召到首长那里。当我走进希特勒的房间，他便略显吃力地站起身来，握住了我的手。他的气色看上去格外好，向我讲述了这次行刺的经过：“沉重的桌子脚挡住了爆炸的力量。坐在我旁边的速记员被炸掉了两条腿，对我来说，真是万幸！假如爆炸发生掩蔽所，而不是在临时木板房，那我们性命就都交代了。难道我这段时间以来不是料到要出什么事吗？你不记得昨天我还向你讲过这一点吗？”
然后希特勒还问我是否已看过会议室，那里变成了一堆难以想象的废墟。我说没看到，因为那里已被封锁了。他说，我至少得去看一眼他那件被炸得粉碎的制服。说着便吩咐仆人把制服拿来，随后将那条炸得破烂不堪的、唯独那条裤带尚可使其连在一起的裤子摊在我的面前，上衣中间也被炸了一个正方形的大窟窿。这些幸存物使希特勒有某种自豪感，他请我将它们寄给住在贝格霍夫的爱挂·布劳恩，并且告诉她，收到这些东西后要妥善保管。
然后，希特勒还讲到这次行刺对他的服务人员产生的影响：“林格非常恼火，阿恩特也两眼泪汪汪的。”行刺发生后，莫雷尔大夫心情非常紧张和恐惧，每当希特勒让他看病，就得先劝他镇静下来。行刺使希特勒患了脑震荡，但还没有损伤鼓膜和擦破表皮，尽管如此，他不像其他军官那样卧在床上，而是靠打针来支撑自己，这是我在与希特勒一起吃饭时所看到的。
根据事先通知，领袖于下午来访问。我本以为希特勒会推迟接待，但当我问他时，他回答说；“当然我要接待他。我必须这样做，否则你想，外界就会散布关于我的什么样的流言蜚语呀！”
当我们下午聚集在希特勒那里喝茶的时候，传来了有关施陶芬贝格被捕的消息。起初，希特勒对让施陶芬贝格逃往柏林感到恼火，但当他得知此举可把他的同伙一网打尽时，则满意地说：“现在我才放心，德国得救了。现在终于抓出了多年来暗中使坏的这帮杂种。我经常提醒施蒙特，然而他稀里马虎，就是不信我的话。现在我证据确凿：整个总参谋部都被污染了。”他接着又说：“这些想除掉我的犯罪分子根本不考虑，这样做会给德国人带来什么后果。他们也不了解敌人的企图，是要置德国于死地并使德国永世不得翻身。如果这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