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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总之，除了带不带襻这一男女之间的原则性区别，穿鞋的时尚标准，男孩女孩差不多。其实女孩中也不乏穿懒汉鞋者，或者说，懒汉鞋当时是一款不分男女的鞋。球鞋同样男女不分，像所谓“军球”、白球鞋、回力，都不乏女孩穿它们，而且可谓不减风韵。夏天，男女孩子穿鞋的区别最分明。女孩都穿带襻的塑料凉鞋，款式大同小异，颜色较之男孩的黑棕两色，要丰富许多，但大体还是以黑色为主旋律。审美的标准是可以转换的，当年的女孩，凉鞋和丝袜子一道穿，是一种时尚和上档次的体现，现在还如此打扮，则显得有点跟不上趟了。如今一到夏天，入时的女孩或厚打扮（厚袜子加运动鞋），或光脚穿拖凉鞋，即便穿高跟襻带凉鞋，也不能穿袜子，真是乾坤颠倒了。
到了“文革”后期，中学生里，开始有追逐时尚的女孩穿皮鞋。穿皮鞋是否入时，取决于皮鞋的来历。属于自己的，款式和成色都是新的，一般是猪皮平跟的襻鞋或丁字鞋，一看就是专门做给学生穿的；一些女孩拣家长的皮鞋穿，则是另一回事，与入时无关，甚至效果相反，家长让孩子穿它，也是一种无奈。冬天，还流行过一种鞋襻在脚脖子上绕一圈，绕到脚后跟系襻的平跟靴子，女孩穿它，看上去并不美。整个“文革 ”期间，高跟鞋一直绝迹，它和烫发、口红、连衣裙一道，对那些风华正茂的少女来说，只是一个概念或一种念想，没有人敢付诸实践，用它们来装扮自己。
以上装束，差不多概括了六七十年代女孩的日常梳妆打扮。倘要勾画一个时髦女孩的具体形象，不出这样的装束：春秋两季，上绿（女式军装）下蓝或上蓝下绿，衬衣领子翻在外边，梳短发或刷子，穿黑色布面白边白塑料底襻鞋或条绒面黑边白塑料底懒汉鞋，骑26线闸女车；冬天则四个兜的冬装军上衣，围拉毛围脖，戴口罩，穿黑色条绒面白塑料底五眼棉鞋，一提裤子要露出毛裤裤腿。
大体如此。
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打群架—茬架
打群架曾是一种社会时尚，一种半大孩子普遍参与的活动，说起来会让今天的同龄孩子感到莫名其妙，当年，确是如此。
茬架
“文革”初期，北京的中小学“停课闹革命”达近三个学期（1966年6月…1967年底）。孩子扎堆活动，多以宿舍院为单位。院子的称谓多是周围通晓的单位简称，如空军大院、轻工部、七机部、军科（军事科学院）、三部（总参三部）、计委（国家计委）、设计院、钢院等等。名头最大的是“国务院”（即国务院宿舍，位于西便门），有的简称用宿舍所在门牌地址，如新老302（广播事业局宿舍）、三号（月坛南街3号，华北局宿舍）、某区（如和平里七区、三里河三区、百万庄酉区，皆为中央国家机关宿舍）等。胡同则依旧称化简，如八条、西堂子等。这些简称，在方圆数里的圈子内有效。那时北京城外，某个地段，会座落若干院子。如复兴路沿街是一色的军队院子，颐和园周边有军事学院、军事科学院、总参三部、中央党校、中调部、西苑医院、北大等单位的宿舍，北蜂窝一带有铁道部、新华社、四机部、有色金属研究院、京西宾馆等单位的宿舍，东大桥一带有纺织部、外交部、农业部等单位的宿舍。月坛地区机关最多，有个顺口溜说：“二三六九中，全城来办公！” 当中的“三”，即指月坛地区的三里河，那里三部一委一院，有小国务院之称，这个地段的机关宿舍院，前面已经提到过，不必重复了。
打群架之风，是大气候所致。停课以后，上了中学的孩子无正事可干，且精力和火气正旺，属于没事滋事的年纪。瞎折腾、疯玩、“闹革命” 之外，就着“横扫一切”的社会风尚，孩子之间群殴之风的兴起，便在所难免。导火索很容易形成，因琐事产生的摩擦，因争风吃醋（所谓“ 拍婆子”）引发的恩怨，因这个院的孩子多看了那个院的孩子一眼（所谓“犯照”），都会酿成院和院之间的“战争”态势，甚至两院结下宿怨，“战争”时起时落；有如巴以关系那样。有时候混战的规模更大，出现“三国演义”甚至“战国七雄”的局面。打架的前奏，有不少孩子常用的形容术语，如“叫茬呗”、“挡横”、“犯各”、“乍刺”、“装丫的”、“执拗”、“来劲”等等。粗话如“装什么丫的”，在孩子圈里常听得见。
当年孩子打架，讲究“阵势”，即不是一两个人的事情，也不是十个八个人的事情，而是一个院和另一个院的事情，或者说是一群人或一片人之间的事情，是所以谓之“群架”。打群架是有规矩的，事先要“茬架”，又称约架，双方派员商定时间、地点，一般选择在不收门票的小公园、学校操场或某个隐蔽的街道。八一湖土堆一带，即那时候的打架“胜地”之一。约定完成，接下来是分头去纠集人，韩信点兵，越多越好。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甚至数百人，机关规模大，宿舍院子大，楼多，自然在人数上占便宜。
“文革”初期，“参战”的孩子多为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出生的年龄段。一遇“战事”，经常是院里适龄孩子总动员，倾巢而动，岁数小点的也尾随去长见识。人群中有好战分子，有跟着哄的，也有不得已而被裹胁去的。届时浩浩荡荡，骑车的，走着的，骑车带人的，有时候一长溜坐在马路牙子上，能排出小半站地，不时有人过来发烟、冰棍和汽水。个个都揣着家伙——菜刀、三棱刮刀、钢丝锁（又称棍锁、弹簧锁，一种自行车锁）、铁链子、板砖等等。我认识不少老三届的北京孩子，如今都顶着各种名目的高级知识分子的头衔，举止文质彬彬，当初概不例外地被充为“群架”堆里的一员。有一名牌大学教授，当年家住宣武区某院，常参与这类“活动”。他告诉我，他们院和外院茬架，一般约在宣武公园，他属于凑热闹跟着哄的一族，从不带利器，顶多从家中厨房里偷出一根擀面杖，塞在袖口里面，一则壮胆，二来防身。他参与了多起群架，但既没打过别人，也没挨过打。
其实，这种“群架”极少演成真枪真刀地浴血奋战的场面，人纠集得越多，越容易让“战事”流产，否则，便很难解释“茬架”频频，恶性流血事故却不多见这样一个当年的事实。那时把能折腾的一般孩子惹不起的名声在外的孩子称为“狂主”或“顽主”。打群架后来形成一个规律，阵势摆开后，双方营垒里总会有几个“顽主”彼此熟悉，甚至称兄道弟，继而由他们出来调停，把纠纷摆平，结局千篇一律—双方挑事的孩子握手言和。有时候双方招人竟约到同一个“顽主”头上，一场恶战转为友情聚餐。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就有这样一个场面，影片是依据王朔的作品改编的，王朔本人就在片中充当了一回摆平一场战端的“顽主”的角色。两伙子人马后来杀到莫斯科餐厅，干杯畅饮。
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打群架—顽主
“茬架”规模的“大战”一般打不起来，突发性事件导致的“局部摩擦”则时有发生。板砖“花”人，刀子捅人的事例虽不普遍，却也难免。架打多了，就涌现出一批“声威”播至十里八里以外的“名院”和“名人”。也比出了某一地段中，哪个院厉害，哪个院。
比如60年代后期，西长安街沿线的机关大院，二炮和国务院宿舍相对“拔份”，老302（广播事业局宿舍）就差点意思，全总和汽车局（一机部宿舍）也不行。再往西数，空军大院和海军大院，里面的孩子成长在兵营中，得传他们工农红军或八路军、解放军家长们的基因，穿着也划一而扎眼，折腾起来差不多能惊动北京城的西半拉。再往西，一溜军队院子，数铁道兵最厉害。和平里的机关宿舍区中，是化工大院最“牛逼” 。那时院与院之间，就似国与国之间，有一、二、三世界之分。两拨不相识的孩子在大街上、公园里或冰场上相互“当横”，呛呛起来，必得互问：“哪院的？”人单势薄的一方若想避免祸端，要么背靠一个厉害的提起来能让对方胆寒至少发怵的院子，要么就得有人壮着胆子出面作外交努力，提对方院里“顽主”的外号或小名，说些“和你们院郭三、小建没的说”之类的软话，一般能化干戈为玉帛，否则难逃一劫。
大院里孩子多，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