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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农也是这样。一般在三夏或秋收期间，去个一两天。捡捡麦穗和玉米杆，在玉渊潭或四季青公社的菜地里摘豆角和西红柿。总之是一些零活，有时候还不够给添乱的。小学好像极少有组织孩子一去多少天的那种学农劳动。
真正能触及北京孩子灵魂的学工和学农劳动，得到升入中学以后。
中学学工纪事
“五七指示”发表后，作为“兼学别样”的配套基地，北京的中学陆续开办了自己的企业，叫校办工厂。产品是一些并不复杂的商品，如80中生产电烙铁，35中生产汽车上的继电器，42中生产电铃，和平街一中生产一种输液用的医疗器械。这些工厂大多由以前的街道工厂转并而成，规模不大，有车间若干，在编人员不多。也有老师被下放到校办工厂的，我们初一学工时的一位女师傅，高一时成了我们的物理老师。校办工厂的工人，主要是分期分批来学工的本校学生。厂址有的在校内，有的在别处。当然，校办工厂只是学生学工的一个点，此外，每个学校还有若干规模不等的定点学工工厂。和我们学校挂钩的，是义利食品厂和北京锅炉厂。东郊的那些大型企业，如第一机床厂、金属结构厂、纺织厂等，也都是学工单位。
北京的中学，在六七十年代，一个年级大约十来个班。一般自初一下学期开始，有学工任务。按班轮，每班每年一次，一期一个月。学工时，在工厂换饭票，吃一顿饭。按工厂作息时间走，但三班倒的工厂，学生只上正常班。学工期间，除了劳动，一般要有一些介绍厂史之类的活动，有时候赶上工厂开批判会，学生也跟着听。倘初中加高中五年下来，学生要学四到五次工，即累计学工时间在一个学期上下。
中学生学工，总要留下不少故事，哪个学校哪个班都不例外。今天都成了同学再聚会时的一大“议题”。下面这些片段，就是近几年多次同学聚会时被倒腾出来的“学工纪事”，说起来还很有些那个年代的滋味。
1975年12月，我们班（北京42中初二一班）轮到去义利食品厂学工。这是一家1951年上海迁京的著名企业，厂址在广安门附近的一条胡同里。全厂有两千多工人，系当年的开放单位，产品出口。据说年年超产，我们12月1号去上班，生产的已经是1976年计划内的产品了。北京人都吃过出自这家工厂的面包、饼干、糖或别的点心。工厂两班倒，我们也跟着倒。早班7点上，下午2点下；午班2点上，晚上8点下。每天上班带着饭盒，在工厂吃一顿饭，伙食不错，红烧肉两毛，熘肉片一毛五，素菜几分钱。
我们工作的是巧克力车间，下面又分若干班组，如包糖、挂酱（在维夫饼干上包一层巧克力）等等。巧克力车间，顾名思义，产品就是巧克力。1975年，还是拿杂拌糖当回事的年代，我们却天天接触成缸的巧克力，闪都闪不开。大的小的，圆的扁的，果仁的奶牛的。最稀奇的，是一种白色巧克力，向所未见，据说此产品只供出口。初二学生和巧克力天天打交道，能出什么事情，是不难想到的。
要说没有偷吃过巧克力的，女生肯定有，男生就不敢说了，即使有，也不占多数。开始是偷着尝尝，分在包糖组的同学上班不久，有一回突然停电，好几个同学不约而同，把糖送进了嘴里。后来变本加厉，下班前从盛巧克力的大铁桶里抓两把揣进裤兜，坐公共汽车回家时，能吃一路。有的同学开始还战战兢兢，那些进厂不久，大不了我们几岁的青工没少教坏，或示范，或开导，学生很少有搂得住的，不拿白不拿，否则也会落个假正经的骂名。其实几天下来，就吃腻了，加上天天闻食品厂的味，学工半程以后，见了巧克力就恶心的同学，大有人在。再后来，有个同学把事闹大了，顺了一袋奶粉，放在饭盒里，被老师发现，批判会一直开到回校，给了他一个记过处分。老师后来说，那袋奶粉是食品厂的原料，尚未加工，即使施盗成功，食用了也会中毒。
2003年春节过后，我到同年级八班的一个同学家串门，他如今做了共和国的检察官，说起义利食品厂学工，张口就回忆的，也是他们班偷吃巧克力的趣事。巧的是我的一个朋友和一个大学同学当时是150中的学生，也在义利学工，说起那段时光，开台也是偷糖吃。鲁迅中学的孩子，也在该厂学工，大概也没少偷糖。一些孩子，学了个把月工，把“地雷的秘密”探听到手。返校一段时间后，曾夜里摸到工厂，翻墙破窗而入，用旅行包往外偷巧克力，这要让值勤的抓住，就不是小偷小摸、给个处分可以了结的了，而是盗窃国家财产，不坐牢也得劳教。
第一部分：一幅鸟瞰图小学生：的象征性活动
义利食品厂之前和之后，我们班还在校办工厂（两次）和北京锅炉厂（一次）学工三次。北京锅炉厂在八宝山西边，简称“北锅”，是一家生产发电锅炉的重型企业，有数千工人。一进厂门一条宽敞的水泥大道，两边是车间，往里走有科室办公楼，好像光食堂就不只一两个。我们班被安排在一进门左手的阀门车间学开车床。车间里以70、71届青工居多，学生一人跟一个师傅。北锅不比义利，活不用多教，上来就干。车床切削的是钢铁零件，不是闹着玩的，出废品还在其次，弄不好手指头就没了。学生一般是先观摩师傅干活，三天下来，再在师傅的指点下上手，就这样，还是有好几个同学第一刀就车过了缩，出了废品。有个同学接受的是政治任务，给正在盖着的毛主席纪念堂车不锈钢门把手，尽管荣誉感罩身，也没少出废品。因工厂三班倒，休息星期二，我们只上白班，这次学工，每个同学与两三个师傅有合作关系。后来大家回忆北锅学工，谁的师傅如何，是一个被津津乐道的话题。那时，青工里藏龙卧虎，学生还记得，有个70届初中毕业的师傅，记忆面之广，令人称奇，他有一回给我们背缅甸政要的名字，一口气说了一串，有七八个，都是全名。还有一回背小说《青春之歌》的段落，一二十分钟，不卡壳。学生都很灵通，去不几天，就开始传递小道消息，谁的师傅拖儿带女，每月挣41块5，吃饭时只买几分钱一个的菜；谁的师傅未婚先孕，挨了工厂的处分；谁的师傅下班后换下工作服，穿的是什么衣服，变了个人。这次学工，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是车钳刨铣，什么是天车，什么是机床，什么叫“紧车工，慢钳工，遛遛达达是电工”。前两年，车工出身的关牧村和侯耀华在电视台聊天，说他们开过大清年间留下来的床子，每台车床不能独立运作，要把链带往厂房顶上甩来甩去。到我们学工时，应该隔不了几年，北京锅炉厂的车间里已经有了好几台欧洲进口的自动车床，手摇车床已显被淘汰的架势。
在北锅学工，下午四点下班。下班后经常有同学去爬附近的西山，当时是四月份，刮风的季节。有一回爬到山顶，得有七八级大风。红卫兵中队长张锐，外号小个子，有点激情，在山顶上即情赋诗，似乎还有别的同学跟着唱和。还有一回，一个叫杜世杰的同学（外号“杜小帽”）替叫熊文军的同学（外号“老不记”）用铅笔刀在山腰的杨树上刻了一句话：“老熊，来此一游。”熊文军同学后来不知为什么，得了精神恍惚的病，退学了。高二的时候，传来噩耗，他在丰台的铁道上被火车撞死。二十几年过去，那棵杨树是不是还在呢？
巧的是，当年学工时，义利食品厂和北京锅炉厂的两个青年女工，后来竟和我一度成了同事，而且她们就是巧克力车间和阀门车间的。
行之十多年的学工活动，确实让学生实地粗略认识了工厂的面目，也大致了解了他们参与劳动的工种，但是，在多大程度上尝到了毛泽东提出的“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收益，很难说。有的学校让学生记学工日记，然后由工人师傅阅评，我看过一个朋友的学工日记，说的都是套话，师傅（一位女工）看后给他写了这样几句话：
思想改造是一项艰苦的工作，要下决心努力去做。这两天劳动情况较好，但我们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