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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天大的玩笑！事实已经证明：恰恰是因为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不得不执行了“远方”的“英明领导”，才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且看“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罪状”和七十年后人们才了解的事实真相——传统的说法是：陈独秀主动放弃了中共对大革命的领导权（有指令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一批中共党员辞职的文件为凭）；在反共的“中山舰事件”发生后他反对陈延年（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周恩来（中共军委书记）、毛泽东（中共农委书记）的对蒋介石进行反击的主张，反倒采取了“妥协政策”（有他公开发表的文章为证）；他反对军事北伐；他放弃统一战线，屡次提出让中共退出国民党；他批评急风暴雨般的农民运动；甚至在“四一二政变”发生后，他还反对中共掌握武装。因此，大革命失败了，党的一把手罪责难逃！实际上，联共（布）中央压根儿没看上只有不足百名知识分子的中共，他们先去拉拢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吴佩孚，失败后又去联络占据华南一隅的孙中山，他们派给国民党的总顾问鲍罗廷比国民党人更不屑于与陈独秀们打交道。你要与国民党争夺领导权，他们就指令“共产党不应要求必须由自己党员担任国家和军队的领导职位”（共产国际东方部政治书记瓦西里耶夫起草的“九二八”指示）；你想让更多的人进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他们就批评你要“吓跑中派和无谓地刺激右派”（鲍罗廷语）；你要愤然退出已经拿自己不当东西的国民党，他们的特使就专程从大老远的莫斯科赶至上海当面制止，后来干脆把共产国际远东局搬到了上海，以便当面管束你！你不是没提出反击蒋介石军事独裁的决定，更不可能不想拥有自己的武装，但联共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一方面决议“关于红色部队的问题眼下仍不作决定”，一方面却决定给广州的国民党“配备带子弹的步枪九千支、机枪一百挺、手榴弹一万枚、一些掷弹炮、飞机六架和无烟火药等；给冯玉祥和岳维峻配备带子弹的步枪五万支……”，从政治到经济，你都一无所有，所以，你徒唤奈何！等到民国十六年（1927年）5月30日的“紧急指示”从鲍罗廷、罗易等洋人那儿传达过来后，你还有能力去让农民“从下面实际占领土地”吗？还来得及“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吗？还有权力“成立以著名国民党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叛乱的反动军官”吗？所以，你，陈独秀，只能成为替罪羊，被罩上一顶昏天黑地的“右倾”大帽子，至今也不能摘除。
陈独秀离开了领导岗位，但苏联人仍不放心他留在中国，于是，就召他去莫斯科“从事理论研究”，且信誓旦旦地保证他的人身安全和回国自由，但陈独秀却“英明”地拒绝了。直觉告诉他，此去蓬山无归路。事后发生的一连串人间惨剧也真的证明了这一点——斯大林为掩饰自己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过失，不光抹掉了一个陈独秀，过后还把苏共党内与中国事务有关的一百六十多位高级干部残酷处决！这其中，就有许多陈独秀所熟悉的人，如鲍罗廷（驻国民党总政治顾问）、布勃诺夫（苏共中央书记兼政治局中国使团团长、曾任苏联红军政治部主任），加伦（国民革命军总军事顾问）、季山嘉（军事顾问团团长）、加拉罕（苏政府代理外交部长）、米夫（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罗明那兹（共产国际特使、八七会议的实际主持者）等，那位名噪一时的苏联政府特使越飞是被迫自杀的。而最早引苏共密使进入中国的我的山东平度老乡、苏共党员杨明斋，曾旗帜鲜明地坚决反对国共合作，想不到也在所谓的“肃反”中一并被杀害！当年拥护或反对斯大林中国政策的人，全都成了冤死鬼！托洛茨基在《中国革命问题》说得非常公道：过去五年中，没有一个共产党，受共产国际机会主义领导之害有如中国共产党那样酷烈的。
蒙尘独秀峰——祭陈独秀（15）
但即使陈独秀被骂成了“取消派”，这位斗士还是不肯取消战斗。民国十八年（1929年）8月5日，亦即他被淘汰出局近一周年的日子里，他致信中共中央常委，要求接受托派的主张，改变由斯大林制定的中共“六大”政治路线。说来令人赧颜：上一年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竟是在苏联首都召开的，一百一十八位代表全被接到莫斯科听训。开幕式上，在主席台就座的二十一位人士中，位于中央的不是中共领导人瞿秋白、周恩来、苏兆征、蔡和森等，也不是会后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工人代表向忠发，而是威严无比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斯大林同志和他当时的亲密战友、苏共负责共产国际的布哈林同志。苏联人直接上台了。斯大林无比庄重地告诉中共：尽管大革命被陈独秀葬送了，但中国革命正在走向高潮！领袖头上神圣的光环照晕了人们的眼神儿，显而易见的矛盾说法竟成为“中共六大”的政治路线。然而，陈独秀非但“死不改悔”，反倒主动挑战，要党改变由英明的斯大林同志亲自制定的路线，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民国十八年（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毅然决然地开除了这位前任总书记及若干追随者的党籍，行动之迅捷，甚至连“远方”也感到有些突兀。其实，在被自己手创的政党开除之前，已经有托派同志彭述之的妻子、早期中共党员陈碧兰向陈独秀透露了这一消息。陈碧兰在回忆录中写道：
独秀听了我的叙述，怔了一下，然后用很简单的话语诚恳而又坚决的态度回答我说：“假如我们被党开除，并不是因为我们背叛了革命，而是由于党的堕落，它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原则和布尔塞维克的组织传统。这是党的错误，如果党开除我，我是不在乎的。
倔强的陈独秀没有屈服，没有惊慌，更没有像日后瞿秋白、李立三等人那样违心地反复认罪。他坚信自己没有背离马克思主义。然而，彼时的中国共产党人，有几个能知道陈独秀的悲剧正是联共党内斗争在中国的延续呢？旁观者清啊！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顶头上司鲍威尔先生就曾直截了当地说过：外国人知道中共的背后，存在着俄国人的影响，但很少有人知道发生在中国的斗争，不过是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在俄国国内所作的生死斗争的一部分。在被自己手创的党剔除后的第二十五天，无所顾忌的陈独秀发表了披肝沥胆的《告全党同志书》，痛陈斯大林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危害和党内的宗派主义等种种错误。五天之后，陈独秀又领衔八十一人发表了《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公开打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旗帜。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月，陈独秀和他的同志们聚会，将党名改为了“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继续向国民党政权和斯大林主义同时进行战斗。彼时，“地下”的陈独秀怎么也想不到，也在同一时间里，中共中央也在西南的遵义城里的一幢黔省军阀的弃楼里举行了一次会议，在这次权力再分配的极要紧的会议上，被苏联人指派担当中共领袖的那几个从莫斯科回国的后生们，连同牛皮烘烘的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已经被毛泽东联络张闻天、王稼祥等轰下台来，中国共产党自此开始走上了陈独秀所向往的独立自主的道路。连苏联人都不知道中共核心层发生了如此之大的变故，更遑论隐蔽于上海滩的陈独秀！两年后出狱的陈独秀，本来有可能与中共再续前缘，他所熟悉的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和博古、叶剑英都曾奉命与之长谈过，但最终他还是孤傲地留在了大后方，直至被混小子王明领头诬为民族罪人——“托匪”。其实，中共根本不想知道，出狱后的“托匪匪首”已经与中国托派决裂，他的思想牢笼已经彻底打破，他不再对斯大林个人进行深刻批判，而是对产生斯大林的整个社会制度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反思，甚至连他曾引为同志的托洛茨基和一直敬仰的导师列宁，也不再迷信。这位顶着光亮头颅的中国人在他生命之门即将关闭的时候，傲然宣称：
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
如果能叫马克思、列宁复生，肯定今日苏联所行的一切就是他俩的主张，那我也要说一声：你们的学说，我不赞成！我宁要民主不要专政！
最浅薄的见解，莫如把民主主义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
十月革命以来，轻率地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所谓“无产阶级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