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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佩孚起初连爵位都没有，过了一阵子才被追授了个“三等男”。杨度坚信自己会是“中华帝国”的首任宰相，甚至差人在法兰西订制了一套华贵的宰相礼服！只会舞文弄墨的杨度竟如此煊赫，能不遭人忌恨？况且，他干的本来就是一件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大蠢事。于是，当袁世凯一命呜呼，黎元洪当家作主后，杨度和“筹安会六君子”立即成了新总统下令缉拿的“帝制祸首”——先总统是民国五年（1916年）6月6日死的，继任总统的通缉令是7月14日发布的。也就是说，杨度从九天之上摔入狗屎堆里，仅一个多月的时间。若不是他犹豫之后终于遁往津门避难，没准其生命就中止于四十一岁那年了，因为有人动议开除他的国籍，更多的人则提议诛杨度以谢共和！在国人皆曰可杀的那些日子里，他不得不躲在青岛和天津两地的洋租界里，除了研究佛经，就是研墨临池——汉隶和魏碑一直是他的拿手活儿。后来每到潦倒时，他总能用自己的不菲的润笔费维持生计。那时的青岛，乃德意志帝国的远东租借地，非中国政府所能管辖。民国既立，逊清的末代恭亲王溥伟、前军机大臣那桐、前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等一大批总督、巡抚、大臣、副大臣们，便纷纷成了胶澳租界的寓公。那时青岛的洋居民多而本土渔民少，而海边的房价兴许又太便宜，但凡北京跑来的遗老们都能买得起一幢依山面海形态各异的洋房。清末曾被袁世凯延揽入阁当学部副大臣的杨度，在众多“寓公”里，既不算大官亦不算富翁，但毕竟也有过自己的房产。只是，前些年，青岛市痛痛快快地用一座又一座大煞风景的高楼大厦取代了一幢又一幢漂亮的德国洋房，现在剩下的寥寥几幢“原装楼”，哪有属于他杨度的只砖片瓦！他被解除通缉后，尽管曾出任北洋政府的政治顾问，甚至当过军阀张宗昌的总参议，但其名声之恶一直为人们所不齿。后来，南京政府成立，国民党对先总理的这位朋友并不领情，这个落魄的北洋名士，只得黯然致信友人，惨兮兮地称“此后生涯正无住着，意在赴沪鬻文”。后来，他真的跑到上海滩住下，在老友章士钊的介绍下，成了名声更差的帮会头领杜月笙的清客，最后，竟正是为杜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但是，有谁能相信，这个声名狼藉的保皇派头领，这个纵横于各军阀豪门间的北洋遗老，这个委身于流氓头子门下的过气人物，竟然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名秘密党员，而他加入中共时，正是转入地下的中共被国民党当局追杀得血流成河的极为惨烈的年代！而且，更匪夷所思的是，他的真实的政治面目竟然一直被隐瞒下来，不光国民党当政时未稍有暴露，即使到了共产党坐定天下后的很长时间里，依然没被公开认可，一直拖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才被亲历者似是不经意地披露出来！谜底是这样揭露给世人的——1978年7月30日，曾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在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上撰文回忆前年谢世的周恩来。文中有这样一段：
市井有谁知国士（4）
敬爱的周总理在逝世前几个月，有一天，派秘书来告诉我：当年袁世凯称帝时，“筹安会六君子”的第一名杨度，最后参加了共产党，是周总理介绍并直接领导他的。总理说，请你告诉上海的《辞海》编辑部，《辞海》上若有“杨度”条目，要把他最后加入共产党的事写上。我听了以后，一面告诉上海《辞海》编辑部，一面向许多人打听。大家都觉得很奇怪，从来没有听说过杨度加入共产党。但是大家也都一致认为总理重病在身，还记住向有关同志交代这件事，说明他关心同志，不忘为革命做过任何贡献的人，确实是胸襟磊落、处处体现党的政策的典范。
这篇《难忘的记忆》，除了让人们加深了对已故总理的缅怀之外，还意外地让蒙受了大半生屈辱的杨度的子女们泪流满面，更让天下知杨度其人者目瞪口呆——这个注定遗臭万年的人物，竟是亿万人敬爱的周恩来先生亲自批准加入中共的地下党员！呜呼！“！”
三杨度的这声长叹实在太长了！幽幽穿过七十多年的历史深巷，隐隐传至我的耳中，依然叩痛耳鼓，震悸人心！怀才不遇，被世所弃，这是古往今来“国士”的天大不幸！但遗憾的是，我只能模糊地记得杨度写过这样一句表达自己心境的诗，却未识这首诗的全部。直至前几天，我翻阅书架上的存书，无意读到了有关杨度的文字，方窥知这首完整的七律。诗曰：茶铛药臼伴孤身，世变苍茫白发新。？江湖容汝作诗人。胸中兵甲连霄斗，眼底干戈接塞尘。尚拟一挥筹运笔，书生襟抱本无垠。
诗写于民国十五年（1926年）春，名为“和济南韩虔谷”。那时的他，即将卸任张宗昌将军府中的“总参议”，心境黯然。他依附于军阀，并非卖身投靠，而是自有其动机。他曾致信友人，披露心迹：度虽有救国之心，然手无斧柯，政权、兵权皆不我属，则亦无可奈何。
所以，他要借用那些执掌政权的军人，让自己手有“斧柯”，实现自己的“救国之心”。然而，他也忒大胆了！利用那几位智谋不足的大老粗对自己的信任，他竟然鼓动曹锟除掉吴佩孚，鼓动张宗昌投靠国民党！就在他把奉军的大将张宗昌（时任直鲁联军总司令、山东军务督办兼省长）哄得有些迷糊之际，奉军第三军团长张学良奉父命赶到济南。“少帅”已经知道傻大黑粗的张宗昌身边的“杨总参”的居心叵测，所以，放出狠话：“请杨子少出主意，当心脑袋！”图未穷而匕首见，杨度只得借故请辞。临别泉城前，他写下了这首黯然神伤的律诗。他借表扬一位济南韩氏的同时，发泄了自己的郁闷：虽胸有千军万马，志在运筹帷幄，但庸俗的市井只容他不咸不淡地做个诗人而已！
诗言志，杨度言志的水平是很高的。容我突发奇想：若天假大寿于斯人，则许多中老年人烂熟的《毛主席诗词》里是否会多出一首《和杨子先生》也未可知。众所周知，毛泽东也是个喜欢唱酬的诗人，而且，是个不忘年轻时代的有情人，对困窘的青年时代曾帮助过他的湖南故人，他总会想办法报答的，有“我失骄杨君失柳”的缠绵佳句和对前岳母家人的频繁问候为证，有每年偿还章士钊先生两千元钱直至章氏西逝为证，有越级重用恩师王季范老先生的孙女王海蓉和章士钊的养女章含之为证。说起来，杨度也有恩于毛泽东。话说当年，年轻的湖南学生领袖毛润之（毛泽东，字润之）第一次到北京，投奔的是已成北大伦理教授的恩师杨昌济先生。杨昌济，字怀中，生于清同治十年（1871年），青年时代即为湘省维新运动骨干人物，后留学日本、英国，民国初年回国，先后任教于湖南的几所师范学校，后来成为中共领袖的毛泽东和蔡和森是他和徐特立、王季范等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时的弟子。民国七年（1918年）秋，四十七岁的杨昌济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邀，携眷北上，任北大文科哲学系教授。杨先生在鼓楼附近的“豆腐池胡同”里租了一个小四合院，门外悬“板仓杨寓”木牌──杨教授乃长沙板仓乡人。毛就被安置在杨宅狭小的门房处栖身，毛与恩师之女杨开慧之恋即始于此时。时杨度为湘籍旅京士绅之首领，自然与杨昌济多有过往。民国九年（1920年）年初，杨昌济病逝于东交民巷里的德国医院，杨度前往豆腐池胡同吊唁，有感于逝者生前清贫，曾著文吁请各界人士对死者遗属“慨加赙助”。我查阅过杨度领衔的这封“募款倡议书”，在按资历与声望排名的二十九个发起者中，前面是出任过政府总长的蔡元培、章士钊、范源濂等名流，而第二十八名，即不为人知的“毛泽东”。恩师过世的那段日子里，默默无闻的毛泽东与盛名赫赫的前辈杨度定然见过，且会与杨开慧一样，对“杨世伯”的恩德铭刻在心。所以，我假设开国之初的毛泽东会与杨度有一番唱酬，并非毫无由来。杨度无论其资望还是诗才，总比给毛写颂诗的柳亚子、郭沫若、周世钊他们高吧？不信？有遗联为凭：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挽袁世凯（民国五年6月）旷古圣人才，能以逍遥通世法；平生帝王学，只今颠沛愧师承。——挽恩师王运（民国五年10月）公谊不妨私，平日政见分驰，肝胆至今推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