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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是自己一生中不断去国外或租界作政治避难的“处女航”。再到日本的杨度，却因祸得福，因清廷先欲重用后又缉捕而名声大噪，那首长达二百四十六句的《湖南少年歌》，就是那时写成的，长诗被同在日本的梁启超发表在《新民丛刊》上。此“歌”后来传回中国，大行其道，尤其诗中的那句“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豪言，曾沸腾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多少湘籍热血青年的心！在“东洋”，专心从事“经济”的杨度，受到正寓居日本的孙中山的青睐，孙亲往杨的住处，与他探讨挽救中国之良策，某日因谈话时间太长而不得不留宿杨宅，两人相谈至天明才抵足而眠。日后，他把湘籍知己黄兴介绍给了孙中山。孙、黄合作之后，革命党才迅速壮大。留日期间，他还与另一位湖南老乡章士钊结下了终生的友情。后来，章氏不仅照顾了他的晚年，而且还在他辞世三十多年之后继续关照他的遗属。此外，他还与革命党干将胡汉民、汪精卫同窗求知。当然，“吾爱吾师（或吾友、吾同乡、吾同学），我尤爱真理”的老毛病又犯了，自负的他，时常与这些可以“对上牙”的人辩论救国方略。他对孙中山的革命理论就颇不以为然，认为孙氏革命如一剂猛药，疲弱的中国已难以承受。若让中国康复，只能仿效日本，以君主立宪的温性药力来逐步改良体质。雄辩的孙先生纵有“孙大
炮”之绰号，也无法将其说服。杨度的政治才干和雄辩能力很快就赢得了中国留学生的膺服，湖南二百余学子投票选举同乡会会长，杨度得票八十二张，仅比公认的革命党首领黄兴少五张。日后，他又当选为留日学生总会馆干事长（相当于会长），可见人气之旺。因悉心研究各国宪法及政体，杨度成了“宪政”的权威诠释人，名声远播帝都北京。清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906年1月21日），随五位考察各国宪政大臣出访的湖南老乡熊希龄找到他，请他代五大臣撰写东西洋各国宪政情况的文章。杨度遂将自己的政治主张与超众文采一并倾于纸上，写下《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方各国之所长》和《实施宪政程序》两篇纲领性文章。“答卷”上交后，得到了五大臣的赞赏，其精华悉收入“考察报告”中。对杨度来说，这是一次更能展示思想锋芒与非凡文采的“殿试”，以致连住在养心殿里的那位老妇人也暗暗饶恕了他——慈禧太后同意光绪皇帝于是年七月十三（9月1日）下诏“预备仿行宪政”，两年后，又接受了张之洞和袁世凯的联名保荐，传谕：
市井有谁知国士（3）
候选郎中杨度着四品京堂候补，在宪政编查馆行走。
宪政编查馆，是清廷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设立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初名“考察政治馆”，由军务处的王大臣管理，至宣统年，竟由总理大臣亲兼一把手。所以说，此机构虽为新设，且是以编译和制订新法为主要工作的务虚部门，但级别很高，算是正部级编制呐！在内忧不止、外患不已的困境中，满清政府终于小心翼翼地走上宪政的道路。而杨度也应运而生，成为近代中华倡言宪政第一人。为筹建宪政党，他曾与熊希龄赶往神户，与梁启超“熟商三日夜”，由他本人出任宪政党干事长。所谓立宪，亦可谓政党政治。无多党，何来竞争？无竞争，何谈监督？无监督，何能不腐败？因内部人事纠纷，宪政党没能搭建起来，他又一鼓作气创建了“宪政讲习所”，后改称“宪政公会”，他任常务委员长，明确提出以“设立民选议院”为中心目标。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秋，杨度回到湖南为伯父杨瑞生奔丧，仍念念不忘宪政大事，他发动湘省士民入京开展国会请愿运动，起草了《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今天，距这篇“宪政倡议书”问世近百年之后，我认真读着杨氏的激扬的文字，犹能感受到一股强烈的冲击力（标点与段落由笔者所加）：
……国家者，由人民集合而成。国家之强弱，恒与人民之义务心为比例，断未有人民不负责任而国家可以生存，亦未有人民不负责任而国家尚可立宪者也。中国人民数千年来，屈伏于专制政体之下，几不知国家为何物，政治为何事！即其当兵、纳税，亦纯出于强力之压迫，并不知人民对于国家之职务应如是也。东西各国，人思自救，举国一心，其忠君爱国之忱，我国人民实多逊色。然彼何以至此而我独不然者？即纯以民选议院之有无为之关键也！盖有民选议院，则国家对于人民，既付以参政之权利，故政治之得失，上下同负其责，而彼此无复隔膜，且利害与共，意志自通，关系既深，观念自切。……今惟有利用代议制度，使人民与国家发生关系，以培养其国家观念而唤起政治思想。俾上下一心，君臣一德，然后宪政之基础确立，富强之功效可期。否则，政府独裁于上，人民漠视于下，国家成为孤立，君主视若路人，虽日言“立宪”亦安有济乎？
多么发人深省的思想启蒙课本！与今人想象不同的是，被一个三十三岁的“执不同政见者”指着鼻子数落了一
通，并具体地教导了一顿，清王朝却并没恼羞成怒，反倒将这厮直接调入朝廷，让他专管宪政的普及和实施了！国运式微，当国者首先着急啊！然而，调入中央机关的杨度，依然像流亡在异国的“反对党”干将一样的不“老实”，而且，利用职务之便公然“以权谋私”，到处传播他那套宪政理论。同样认定中国必须走宪政道路的袁世凯，曾在颐和园的外务部公所召集会议期间，请杨度前来回答官僚们的相关质询。现在看来，这显然是足智多谋的袁氏为杨度摆下的一个挺不错的讲坛，要让朝中那班守旧的王公大臣们明白，“宪政”到底是怎么回事。杨度不慌不忙地当堂回答质问，越说越勇，至后来，竟胆大包天地宣称：
政府如不允开设民选议院，（本人）则不能为利禄羁縻，仍当出京运动各省人民专办要求开设民选议院之事，生死祸福皆所不计，即以此拿交法部，仍当主张到底！
真是掷地有声，响遏行云！近百年前，杨度即有如许之见解，并有如许之勇气，实在令人肃然起敬！杨度的政治设计方案是，尽早召开国民会议，即由国民代表们参与表决国家大事，而不再是靠紫禁城里的极少数王公大臣跪在地上唯唯诺诺地称“皇上圣明”来决定国运。显然，这是资产阶级国会的雏形。清末民初，不知多少精英认定“国民会议”为灵丹妙药，仿佛这个会一开，南北就统一了，各方就同心了，中国就民主了，列强就知足了。从清末杨度开了头，直到整个北洋时代，此“会”成了朝野人士的一个心病，无论在朝的黎元洪，还是段祺瑞；也无论是在野的孙中山，还是李大钊，当然更包括位于朝野之间的杨度，都一直在为开这么个会而孜孜不倦地奔走，结果直到“北洋”像老妪一样被凶悍的新妇国民党赶下台来，这个难产的“会”也没能降生。虽然杨度的政治理想一直未得实现，但他的才干却赢得了那个时代几位想改天民国三年（1914年），杨度着西式礼服留影。是年袁世凯任命他为参政院参政，并亲授勋四位。
换地的人的尊重——这边，袁世凯拿他当心腹；那边，孙中山、黄兴引他为知交。民国元年（1912年）夏秋，当上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邀请孙、黄二位相继入京晤面，杨度即因与双方均有密切关系而专程从青岛赶往北京参与巨头之会。这样一位天赋很高且资望很好的政治家，却因笃信君主立宪而成了袁世凯称帝的头号帮凶。民国四年（1915年），他和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六位颇有清誉的名士成立了“劝进”（劝袁氏当皇帝）的“筹安会”（时称“六君子”），他具体领导了帝制运动，由此得到袁大总统亲赐的“旷代逸才”匾额。是年12月13日，穿上皇帝新衣的袁世凯在中南海居仁堂里接受了“百官朝贺”，翌年初，开始按公、侯、伯、子、男五个档次封授爵位，刚好四十岁的杨度竟然成为最高一级的“公”，且单享“文宪公”的称号，其地位远高于一些握有重兵的封疆大吏——后来当上大总统的曹锟，当时只是十二个伯爵里的一个；日后做过大元帅的张作霖排名更低，“子爵”还是“二等”；后来不可一世的吴佩孚起初连爵位都没有，过了一阵子才被追授了个“三等男”。杨度坚信自己会是“中华帝国”的首任宰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