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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是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我却两度与之“邂逅”。虽说是上个世纪、上个朝代的事了，但“杨度”两个字依然是个幽幽散着神秘微光的人物，以致两度遭遇都颇令我踟蹰，不知自己该不该摸着这微光一直走进二十世纪之初。我很怕自己迷失在那段烟雾弥漫的历史里。两次相遇的日子，都十分难忘——一次是在1995年6月1日，那天因与天真可爱的孩子有关而使我耿耿于心，而我也真的是在一位大孩子的指引下走进了著名的万国公墓——那天，我本是去谒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陵园的，无意间却走到了“杨度之墓”的碑石前。还一次是2000年1月8日，那天是周恩来先生的忌日，我恰巧在上海半晌无事，便请《新民晚报》的高晨陪我去看“周公馆”。从幽静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回来的路上，在一个公交车的站牌旁，偶然见一方里弄口的墙上嵌着一块小小的铭牌，上面刻着四个字：杨度故居我不禁为这巧合暗自一惊，因为周公恩来先生，确乎与杨度有着某种神秘的关系！杨度在上海的旧居（摄于2000年1月）乱纷纷的闹市中，我一下子想起杨度的一句哀己不幸的诗来：？
是哟！现在，有多少人真正知道这位北洋时代的“国士”呢？
二国士，顾名思义，国家级士人。士，乃古时候对介于大夫和庶民之间的一个阶层的称谓，士往往是读书人。辞书上的“国士”解释是：古时指国中才能或勇力出众的人，举例为司马迁说到淮阴侯时即发过如许感慨：“诸将易得耳，至如信（韩信）者，国士无双。”瞧，只有韩信那样的人才称得上是“国士”，而且，这样的人是“无双”的。可见，国士难求矣！国士不是天生龙种的国君，更不是凡夫俗子，也不是随便在某行当里留下点名声的人。曾见过一套近年出版的《百年国士》丛书，章太炎、梁启超、辜鸿铭、蔡元培、鲁迅、齐如山、苏曼殊、吴宓、叶圣陶、钱穆、冯友兰、老舍、张大千、冰心、沈从文、巴金、季羡林等人都跻身卷中，把真国士如章太炎、梁启超、蔡元培等这几位，与众多的文艺名流混为一谈，这实在是编著者对“国士”的误解与滥封。我理解的国士，当是一国之中通天接地的栋梁之材，而不是只在某一领域有所造诣的“专业技术人才”；国士乃见解超前、韬略过人的时代的先驱，他首先是思想家和政治家，其次才是文学家或别的什么家。国士的“证书”是靠当代舆论和历史两位“评委”共同颁发的，而不是由当朝的官场位置或后世的政治需要决定的；此“证”不能滥发，不能如现今这般高级技术职称的帽子满天飞。而且，国士也决非割一茬又生一茬的韭菜，国士往往不可再生。国士是只在国运式微或君主求助时才得以产生的特殊人物，平和的历史时期和过于刚愎强悍的君主都不需要国士。总之，国士是中国历史森林中的巨大乔木，各时期的风景线因了他们的存在才显得生动和多彩起来。杨度自称为国士，倒也不是他太不虚心使自己进步，因为早在清朝末年，名满天下的梁启超背地里就这样赞誉他了——梁氏在给老师康有为的信中，推荐杨度“才似谭嗣同，当以国士待之”。连才高气傲的梁先生都这样认为，可见杨度的“国士”头衔早已为国人所共认。杨度这八句诗，说的是他的家世和他二十七岁以前的经历：杨氏先世自明洪武年间由金陵（今南京）迁湖南，祖父杨礼堂乃曾国藩手下一员部将，后战死疆场。伯父杨瑞生十五岁即随杨礼堂征战南北，后荫袭其官职，最后官至总兵。总兵乃正二品的武官，位在提督之下，是镇守一方的将军。所以说，杨氏乃军人世家。但尚武的门风到杨瑞生这儿竟画上句号了！因为他的三个弟弟，老二、老三因病早逝，老四杨懿生（也就是杨度之父）虽说天资颇高喜舞文弄墨，但却身体羸弱，而且，还好杯中物，平时除了饮酒吟诗外，再无养家糊口之力，杨家全靠大家长杨瑞生一人维持。杨将军先为四弟捐了个候补县官，后又荐到曾国荃手下去当了一阵子文书。但不争气的杨懿生却因饮酒过多而致吐血，不得不抱病返乡，后竟一命归天，撇下年轻的寡妻李仕和杨度兄妹三人。你看，明明是个没有出息的病秧子和酒鬼，但写进家谱里的杨懿生，却成了令人敬仰的伟丈夫，比其兄瑞生也差不到哪里去：“具文武才，居曾文正幕，有盛名。”——好家伙，是文武双全的天才，而且还是同乡的曾国藩大人的有名的幕僚啊！由此可见，当世人的盖棺论定历来就不太可信。在伯父的拉扯下长大的杨度，十八岁那年，离湘去北京游学，并一举考中举人。两年后他在京参加了会试，会考期间，他曾与湖南应试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请求朝廷拒绝与甲午战争中的敌国日本议和。落第后，他返回湘潭，师从一代名儒王运（民国元年被袁世凯大总统聘为国史馆馆长），边学武功边读书。七载寒窗，他从恩师苦读经史，也时常跟老师和正在长沙办时务学堂的梁启超辩论学问。这个恃才傲物的湘乡才子，倒也真的诠释了“吾爱吾师，我尤爱真理”的格言。然而，斯人的志向不在成为王运一样的当代大儒，而是要做寻求“今日夷务应付之方”的
市井有谁知国士（2）
救亡志士。二十七岁那年早春，他终于不满足在书斋里坐而论道，毅然离开恩师和故土，只身赴日本探求救国之路。在日本，他开始关注中国的政治改革等现实问题。当年秋返国，在上海创办《游学译编》，从此开始长达三十年的“经济”生涯。“经济”的本意为“经世济民”，与治理国家意思相同，与今日之“经济”——社会物质生产等概念——完全不是一码事。清末，国难不已，满族统治者已经痛感人才之匮乏，而正常的科举制度已经无法为各级政权提供优秀的后备干部，于是，慈禧太后下诏举行“经济特科”考试，绕开既有的选拔官僚的八股科举制，由各部、院和各省督、抚、学政，保荐各地“学问淹通、洞达中外时务者”，由皇帝审批后，诏令其晋京直接参加“殿试”——在紫禁城里参加考试。已有“经济”名声的湖南才子杨度，入闱特科考场并不出人意料，让人意外的是，他是被四川总督锡良（满人）荐举给朝廷的。清时，湖南与湖北两省的一把手是湖广总督。湖广总督或湖南巡抚、湖南学政等有关省领导没有向皇上推荐这位本土的才子，而偏偏让异地的旗籍蜀督抢了伯乐之功，足见当时满族官吏对国运之关切和对人才之渴求，亦可知“戏说”历史的文艺作品全不可信——那些作品总在告诉人们：皇权时代的封疆大吏们，个个是贪官，人人都昏庸，哪里还顾得上为国分忧与“培养人才”啊！于是，清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十五（1903年7月9日），二十八岁的杨度和全国各地推荐来的一百八十六位“拔尖人才”，在辉煌无比的紫禁城保和殿里参加了经济特科考试。考题为皇上“钦命”。好一个杨度，从容不迫地交上了答卷，愣是把八位阅卷大臣全“震”了！而其中一位“批卷老师”，就是颇有声望的张之洞。张大人那双老而不昏花的眼睛显然盯上了“杨度”这个名字。五年后，正是已经成为当朝第一汉臣（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的张之洞与另一位重量级的汉官袁世凯（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联名奏保，“候选郎中”杨度才一跃而为中央政府里的四品京官。此后话也。初试成绩发榜下来，杨度高居一等第二名，仅次于日后的政敌、当过袁世凯的总统府秘书长的梁士诒！数日后，他又顺利参加了复试。封官加爵指日可待矣！然而，就在朝廷准备为杨度等政坛新生代分配工作之际，养心殿里猝然传出不祥之讯——慈禧太后召见军机大臣瞿鸿时，意外听说：参加此次经济特科考试的人员，多系新党！这个老瞿，真是“大义灭亲”，他也是湘乡人，为了大清王朝的长治久安，竟然把小老乡杨度送上了俎板！紧接着，又有两江总督魏光涛两次电奏朝廷，指名道姓地举报梁士诒与杨度与上海的革命党“通同一气”！老太后勃然大怒，立即传谕：将梁、杨查办！一夜之间，“新科状元”和“榜眼”沦为通缉犯，杨度只好潜逃出京，转道上海再渡东瀛。仓皇亡命的杨度，哪里会想到，是次远航，不过是自己一生中不断去国外或租界作政治避难的“处女航”。再到日本的杨度，却因祸得福，因清廷先欲重用后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