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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初二日，谕黄澍速回地方料理恢复承、襄事宜。
到了九月下旬，宗室朱盛浓突然上疏诬奏黄澍毁制、辱宗、贪贿、激变。
马士英大喜，当即擢朱盛浓为池州府推官，并内批：“逮黄澍刑部提问。”
然而黄澍拒而不赴，左良玉也将“圣旨”置若罔闻。
马士英无可奈何，此事遂不了了之。
三
刘宗周眼望前方，面无表情，道：“《大学》之道，一言以蔽之，无非慎独二字。慎独是学问第一义。言慎独，而身、心、意、知、家、国、天下一齐俱到，故在《大学》为格物下手处，在《中庸》为上达天德统宗，此为彻上彻下之道。”
儿子刘汋正侍立在侧，弟子黄宗羲、祝渊、王毓蓍等洗耳恭听。
突然，屋梁上扑地一声，掉下一抹黄尘。
刘汋抬头看时，一条黑影迅即一闪，朝檐外飞去。
他和黄宗羲持剑追了出来。那黑影身手矫捷，几下起落，迅即隐没在黑暗中。
刘汋望望夜色，一边往回走，一边对着宗羲摇头笑道：“正义自有天助。刘泽清想刺杀忠臣，可谓枉费心机了。”
刘宗周一直静坐不动，恍如老僧入定。
刘宗周初接弘光朝诏书后，虽然仍不起身，拜疏请辞，但一直关心时局。
到了六月八日，他因当局不允辞职，只得收拾动身。并以“草莽孤臣”自署，相继上三道奏疏议论时事。一篇言阮大铖进退，关系江左兴亡；一篇追论“封疆诸臣之宜诛”；另一篇题为《恸哭时艰立伸讨贼之义疏》最为激切，内云：
痛我高皇帝以用夏变夷，旋乾转坤之大业，而一旦为奸臣贼子所卖，致国破君亡；亘古未闻，普天饮恨。今日中兴大业，舍讨贼复仇，固无以表陛下前日渡江之心，而苟非陛下毅然决策亲征，亦何以作天下忠臣义士之气？
一曰据形势以规进取。江左非偏安之业，请进而图江北；今淮安、凤阳、安庆、襄阳等处虽各立重镇，尤当重在凤阳而驻以陛下亲征之师。中都固天下之枢也，东扼淮、徐，北控豫州，西顾荆、襄，而南去金陵亦不远。以此渐恢渐进，秦、晋、燕、齐当必响应。兼开一面之网，听其杀贼自效，贼势益孤、贼党日尽矣。
一曰重藩屏以资镇压。地方之见贼而逃也，总由督抚非才，不能弹压。远不具论，即如淮、扬数百里之间，两节钺不能御乱贼之南下，致淮北一块土拱手而授之贼。尤可恨者，路振飞坐守淮城，以家眷浮舟于远地；是倡之逃也。于是镇臣刘泽清、高杰遂相率有家属寄江南之说，尤而效之；又何诛焉！按军法：临阵脱逃者斩；臣谓一抚、二镇皆可斩也。
一曰慎爵赏以肃军情。今天下兵事不竞极矣，将悍兵骄已非一日。今请陛下亲征所至，亟问士卒甘苦而身与共之，乃得渐资腾饱、徐张挞伐。一面分别各帅之封赏，孰应孰滥？轻则量收侯爵、重则并夺伯爵。军功既核，军法益伸；左之右之，无不用命。夫以左帅恢复焉而封，高、刘败逃也而亦封；又谁为不封者？武臣既滥，文臣随之；外廷既滥，中珰从之。臣恐天下闻而解体也。
一曰核旧官以立臣纪。燕京既破，有受伪官而逃者、有在封守而逃者、有在使命而逃者，于法皆在不赦；急宜分别定罪。至于伪命南下，徘徊于顺逆之间者，实繁有徒；尤当显示诛绝。行此数者，于讨贼复仇之法亦略俱是矣。若夫邦本之计，贪官当逮、酷吏当诛；循良卓异，当破格旌异，则有安抚之使在。而臣更有不忍言者，当此国破君亡之际，普天臣子皆当致死；幸而不死，反膺升级，能无增天谴！除滥典不宜概行外，此后一切大小铨除，仍请暂称“行在”，少存臣子负罪引慝之诚！
又疏劾马士英居功定策，入内阁，晋中枢，宫衔世荫，而临阵易将，坐误军机。李沾、刘孔昭、高杰诸人恃定策之功，小人群起用事，中朝之党事方兴，何暇图河北之贼。
马士英见状，便上疏乞休。弘光帝下旨慰留。
此时恰发生浙江巡抚黄鸣骏部卒在镇江与史可法督标冲突之事。当时讹传黄鸣骏要与刘宗周要“内除君侧，外讨诸镇”。马士英闻讯大惊，急拟旨禁黄鸣骏入靓，一面上章弹劾刘宗周为“奸雄逆乱”，黄鸣骏所部为其死党。
而另一方面，江北四镇闻刘宗周上疏论诸臣皆可杀，也皆不悦。尤其是刘泽清本自附清流，见疏顿足恨声道：“我一生精神，直为刘念台空费。”
因此，刘宗周尚未到达京城，便已差不多将朝中的邪党尽数得罪了。
刘泽清以武臣身份悍然上疏劾奏刘宗周道：“劝上亲征，以动摇帝祚；夺诸将封，以激变军心。不仁不智，获罪名教！”
又擅自将黄得杰、高杰等人名字列入，以四镇“公疏”名义请加刘宗周重僇，称其疏自称“草莽孤臣”为不臣。
奏疏既上，刘泽清以稿示高杰。高杰惊道：“吾辈为武人，竟然干预朝中大事啊？”
黄得功得知后，也急上疏自辨此事实不曾预闻。
然而马士英却将黄得功奏疏拦下，不得上达。
于是廷臣以为真的是四镇联名上疏。想要谴责高杰、刘泽清，又奈何不了他们；想要加罪刘宗周，又难违清议。史可法得知，忙又上疏作和事佬道：“廷臣论是非、宪臣论功罪，各不相碍。”
刘宗周见此，叹道：“本朝受命三百年，素不曾有武臣参文臣者，尤其不曾有武臣无故而欲杀宪臣者，而且不曾有武臣在外，动辄操庙堂之短长，使士大夫尽出于其门者。若有，都自刘泽清开始。”
然而刘泽清还不肯善罢甘休。他见公疏害不了刘宗周，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前后多次密遣刺客前往刺杀刘宗周。
刘宗周寓丹阳萧寺中，静坐论道。刺客几批前来，见他正气凛然，危坐终日，终于不敢下手而去。
四
自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李自成败离北京以来，清朝借为崇祯帝发丧为名，传檄河北、山东皆下。当时道路相传都说是吴三桂借兵克复，还说什么右副都御史黎玉田与吴三桂合谋，实际上黎玉田早已降了李自成。德州有一个名叫谢陛的诸生杀大顺所遣防御使吴征文，奉香河知县宗室帅锨为济王率士民拒守，当时讹传以为前大学士谢升“起兵抗贼”——实际上谢升早已投降清朝，且率先剃发，成了第一个易满服的汉奸。
史可法在得到这些不可靠的信息后，将之奏闻朝廷。
于是詹事管绍宁、吏科马嘉植等奏请奉迎先帝梓宫及皇太子诸王万福、慰谕西北文武诸臣并劳苦总兵吴三桂。南明弘光朝上下正做着偏安一隅的美梦，他们开始商议遣使北款，答谢清朝“兴仁义之师”的厚恩。弘光帝加封吴三桂为蓟国公，世袭罔替，诏发银五万两、漕米十万石犒军。还好，船出长江，让贪横骄奢的刘泽清将船给截下了。
当时弘光朝中保持较为清醒头脑的也不在少数。如给事中熊汝霖便上言：“山东诸郡不宜轻易放弃，北币之举万不容稽。”同官陈子龙也与他持相同意见。但这些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朝廷内部为了北款后与清朝孰论尊长，又争论不休。
最后，大学士高弘图提出五点：
一，于天寿山特立园陵，厝先帝梓宫并太子、二王神榇。
二，割山海关外地与清。
三，岁币以十万为率。
四，清已僭号，势成敌国，或称可汗、或称金国主，前代多有之，乞下廷臣集议。
五，使臣礼如“会典”，不屈膝。
既定，接着又讨论使臣人选。
马士英举荐在崇祯朝曾为陈新甲出使清朝的兵部职方司员外郎马绍愉：“昔之下策，今之上策，堪为北使”。礼部尚书顾锡畴则举荐总兵官太子少师左都督陈洪范。
众议此两人都可北任，但还缺少一位独挡一面的人物。
正在此时，太仆寺卿左懋第因山东老家母丧，上疏自请此上。弘光帝大喜，便以他为正使。诏加左懋第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经理河北、联络关东军务，为赴清使团正使；加左都督陈洪范太子太傅，为副使。以兵部职方司郎中加太仆卿马绍愉、兵部司务陈用极等同行。
左懋第奏道：“如果命臣经理，则请以陈洪范、马绍瑜专北使，而给臣一军专取山东。如定要臣充使北行，则请罢所给经理、联络之命。”但弘光帝不听。
出使清朝之议甫定。监军万元吉突然疏奏有清平西王吴三桂牌至济宁州，称奉大清摄政王旨，兵将南侵。然而弘光朝依然沉浸在梦想中，自认为款使已行，不以为意。再赠吴三桂父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