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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眉头不禁皱成了一团，暗道：“这些朝臣，着实可恶，廷推所举荐者莫非都是私人？”
他心下不悦，便将此事暂搁置一旁。
这边温体仁、周延儒二人也因不在廷推之列而愤愤不平。温体仁看崇祯帝不过问廷推之事，料他对此不满意，趁机上疏道：“钱谦益在为考官时，曾关节受贿，不应当列入阁臣人选。”
原来天启元年，钱谦益主持浙江乡试时，有叫金保元、徐时敏的奸人骗举子钱千秋，用俚俗诗“一朝平步上青天”句，分别置七道制义题结尾。钱千秋本能文，同考官荐拟第二，钱谦益改置于第四。钱千秋知道被骗后，与二人争吵。此事传到京师，给事中顾其人于是上疏揭发。钱谦益惶恐，于是上疏弹劾金保元、徐时敏与钱千秋。结果，钱谦益罚夺俸，金保元、徐时敏二奸处死，钱千秋则遇赦释归。
此事已过去好久，诸人都已忘了。谁知温体仁竟将此陈年往事抖露出来，崇祯帝果然心有所动。
第二天，崇祯帝便在文华殿召见内阁、六部、六科及都察院官员，命温体仁、钱谦益都来参加。
温体仁满怀忿恨，乘此机会倾倒而出，然后奏道：“臣之职份本非言官，不可言事；会推时又不给与，应当避嫌不言才对。但国家大事，社稷安危所系。钱谦益结党受贿，举朝无一人言者，臣不忍见陛下孤立于上，是以不得不言。”
钱谦益先前只道入阁之事胸有成竹，一直保持着谦恭的笑容。至此方知被人暗捅了一刀，不禁愕然，一时手足无措。
崇祯帝早就怀疑朝臣结党营私，闻温体仁言，于是点头称善。众大臣纷纷为钱谦益排解，称他无罪。
吏科给事中章允儒出列奏道：“温体仁热衷于挑剔。如钱谦益犯法当纠，何以直到今日？”
温体仁道：“此前钱谦益所任都为闲官，现在纠他，正为朝廷谨慎用人而已。章允儒为他讲话，这就是真党。”
章允儒驳斥道：“结党之说，不过是小人用来陷害君子之计。天启朝可为镜鉴。”
崇祯帝大怒，命礼部进钱千秋应试之卷。
不多时，钱千秋试卷送到。
崇祯帝一边翻阅，一边斥责钱谦益。
钱谦益不由自主，惶恐伏地认罪。
崇祯帝仰天叹道：“朕几乎误了大事。”
当即下诏将章允儒下诏狱，并切责诸大臣误事。
周延儒乘机面奏道：“会推名单虽然公正，但主持者仅一二人，其余人都不敢言。即使言，徒取其祸而已。况且钱千秋自有成案，不必再问诸臣。”
此言无异于火上添油，崇祯帝当天即罢钱谦益官职，命议罪，判以杖刑，输银赎罪。章允儒和给事中瞿式耜、御史房可壮等皆坐钱谦益党，降谪有差。钱千秋再次被逮捕，戴重刑具死。
从此崇祯帝对东林党人失去信任，而温体仁、周延儒之流得以受到倚重。廷推阁臣之事便也不了了之。到了第二个月初十，前大学士韩爌还朝时，内阁便只有他一个人了。
四
刘宗周自今夏北上。途经杭州，会友人讲学于先觉祠。其间曾致书浙江巡抚陆完学，请建高攀龙、魏大中父子、黄尊素、周宗建五君子祠于西湖。因为高攀龙曾倡学于浙江，周宗建曾任职浙江，而另三人则都为浙人。然而意见得不到采纳。
九月到了京师之后，对于温体仁、周延儒之辈深恶痛绝，多次上疏论事，忠火耿耿。在任间，他严于律法，政令一新，豪贵为之敛迹不敢欺民。爱民如子，对单丁下户尤其照顾，京师老百姓称他为“刘顺天”。
此时，东北建州女真在辽东崛起后，越闹越盛。老汗王努尔哈赤自天启六年攻宁远为袁崇焕所败后，郁郁而死。其子皇太极继承汗位，次年改元天聪，改女真族名为满洲，率兵继续骚扰边境。皇太极为努尔哈赤第八子，在诸兄弟中最为剽悍英武，自二十岁即随父东征西战，威振辽东。
崇祯二年（1629）十月二十七日，金军兵分三路，绕道攻入关内。二十八日，围困蓟州。不久又攻克遵化、三河、临顺、义城，一路势如破竹，进逼通州，渡河垒营于城北。京师为之戒严。
以兵部尚书督师蓟辽的明将袁崇焕闻警，急率大军入关勤王。袁崇焕长期与金军相抗，为后金一大劲敌，皇太极深为忌惮。然而他此前却因擅杀驻守皮岛的大将毛文龙而受到朝臣批评，这次竟然又让金军突破防线攻入关心直抵京畿，其咎在所难辞。崇祯帝惶然失措之余，岂不转惊为怒？
十二月初一，崇祯帝在皇极殿平台召见袁崇焕，借故将他下锦衣卫诏狱。
原来，袁崇焕在城东南隅扎营，竖立栅木以守，与金军相持。皇太极见一时难以取胜，便想了一个反间计。
金军抓获了两名太监，令副将高鸿中等看守。他却暗地指使高鸿中等故意在此两名太监面作耳语道：“今日撤兵。袁巡抚有密约，大事马上可成了。”
此时其中一名太监正躺在地上，偷听到此话，便暗记在心。不久，他“寻”到一个机会，便偷偷逃出，跑回来后便将所听到的“消息”告诉给崇祯帝。
崇祯帝初时因袁崇焕擅斩毛文龙一事耿耿于怀，听到这话，竟然深信不疑。于是再召袁崇焕及祖大寿于平台，责问袁崇焕为何擅杀毛文龙，又指责他援兵逗留，下诏绑付诏狱。次年八月十六日袁崇焕被以“擅主和议，专戮大帅”罪名磔于市，边事自此无人足以胜任。
十二月初十，各路援军纷纷战败。崇祯帝心里烦恼，便不上朝视事，奏章多留中不报。传旨办布囊领八百，太监们争先献马骡，又下诏令百官献马。
群臣至此，议论纷纷，人心不稳，刘宗周道：“此必有人用迁都来打动圣上。”
于是至午门叩头上疏谏道：“国势强弱，视人心安危。乞陛下出御皇极门，延见百僚。明言宗庙山陵在此，固守外无他计。”
他俯伏待报，自晨迄暮，得内侍传旨方才退出。献马之事遂罢。
刘宗周回到衙内，有僚属禀报道：“遵化既克，一时遵化难民逃到京师者数以千计。似此如何安置？”
刘宗周道：“民心一失，何持以守。”
于是分遣僚佐出城，加以安置。供应饭粥以养老弱病残之民，严厉推行保甲之法，一时人心稍安。
此年值“土木之变”三甲子⑤，刘宗周召集京城与属县各乡大夫、文学士及父老子弟于城隍庙，设于谦牌位，撰文以祭。
文曰：
昔公当己巳之变，只手擎天，屹如山岳。其大者在首遏徐有贞南幸之议，以定人心，卒能倡千古未有之局，挈乾坤而再造，洗日月以重明。迨甲子三易，复为己巳，不减当年我公在事之日。今日之事，其自宗周等而下，守土诸臣有不心公之心、洒公之血、与城为存亡者，公殛之。其大小文武臣工及于耆老、士、庶人有心公之心、洒公之血、与城为存亡者，公殛之。其内自禁旅臣以下有不心公之心、洒公之血、与城为存记者，公殛之。
刘宗周在设祭典礼上慷慨陈词，涕泪俱下。然后又刻行祭文，遍递内外各衙门，一时民心为之一转。
十二月廿七日，周延儒、何如宠、钱象坤同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
在此前后，京师情势危急，人心惶惶，有囚犯刘仲企等一百七十余人乘乱在狱内发动暴乱，破械而出，准备逾城逃跑，后被捉获。
崇祯帝闻知大怒，将刑部尚书乔允升等人逮捕下狱论罪。后本论绞死，因年老减死，发配边远充军。
乔允升事刚过去，大学士韩爌又因为袁崇焕座主受到牵累，称病求去。不久，左都御史曹于汴复遭奸臣排挤求去。左谕德文震孟也挂冠而去。
六月初四，左副都御史易应昌因曾为乔允升辩解鸣冤，再遭奸党攻击，被崇祯帝下诏打入天牢。
刘宗周于是又上疏道：
法天之大者，莫过于重民命，则刑罚宜当宜平。陛下以重典绳下，逆党有诛，封疆失事有诛。一切诖误，重者杖死，轻者谪去，朝署中半染赭衣。而最伤国体者，无如诏狱。副都御史易应昌以平反下吏，法司必以锻炼为忠直，苍鹰乳虎接踵于天下矣。愿体上天好生之心，首除诏狱，且宽应昌，则祈天永命之一道也。
法天之大者，莫过于厚民生，则赋敛宜缓宜轻。今者宿逋见征及来岁预征，节节追呼，闾阎困敝，贪吏益大为民厉。贵州巡按苏琰以行李被讦于监司。巡方黩货，何问下吏？吸膏吮脂之辈，接迹于天下矣。愿体上天好生之心，首除新饷，并严饬官方，则祈天永命之又一道也。
然大君者，天之宗子；辅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