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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在信中说：中南各省准备每一个县搞一个区或一个相当于区的公社，这样分散进行能否搞深搞透是难于保证的。我已向湖北、湖南建议把各县工作队集中到地委，省委工作队也分到各地委，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搞一个县，县以下各行各业和城镇的“五反”也同时进行，这样“一个县可以集中工作队员数千人上万人，声势浩大”，“力量集中，领导加强，便于打歼灭战，便于掌握运动的火候”。改变过去“以县委领导为主”的方法，把工作队集中起来。同时，“中央各机关也抽出人来组织工作队，在北京进行初步训练和准备，然后分到各大区的若干省，再由省分到几个县，由省委领导。”
18日，毛泽东复信刘少奇：“8月16日来信收到，我于昨天看了一遍，觉得很好，完全赞同。今天即与中央各同志商量，照此办理，迅速实行。十月会议还应该讨论此事一次，取得一致意见，统一党内思想。……8月中旬至10月中旬，中央、省、地、县委、各中等城市市委以两个月时间，即照你的办法，立即训练工作队，以利秋冬实施。”
这实际上把“四清”运动的规模更加扩大了。中央工业、交通战线的16个部、局共抽出3901人，占干部总数的26％，其中正副部长、司局长分别抽出34％、31％。
据当时中组部部长安子文掌握的数字：全国下去搞“四清”、“五反”运动的，共有150万到160万人。
的确够得上“声势浩大”。
19日，刘少奇委托田家英将《后十条》修改稿送毛泽东审阅，并写了一封信：“第二个十条，已由田家英同志和中南局、广东省委的同志作了一些重要的修改，我已看过。我意可以发给各中央局、省、地、县委征求意见，在十月会议上定稿。现由田家英同志带回，请主席和中央审核。我也将带到其他几个省和中央局征求意见。”
27日，毛泽东将修改稿批发给正在北京参加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的成员：“此件请印发大区书记及少数参加会议的同志，加上中央参加会议的同志，越快越好，请他们研究，并提意见，再加修改。”
实际上，这已经表示了毛泽东的态度：对刘少奇主持修改的《后十条》，不满意。
此后，刘少奇到广西、云南视察，8月26日回京。29日至9月1日，连续4天主持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讨论《后十条》修改稿。
9月18日，刘少奇签发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即第二个《后十条》。
第二个《后十条》，较之前一个《后十条》，对形势估计的严重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认为这个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正在猖狂进攻，“他们拉拢腐蚀干部，实行和平演变，建立反革命的两面政权，还利用我们文件中的某些条文同我们进行合法斗争”；必须把放手发动群众放在第一位，“通过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发动和组织贫下中农群众”，“向群众进行阶级斗争的教育，划清敌我界限”，要把团结95％的群众作为团结95％的干部的基础；改变过去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办法，规定在每个开展运动的点上都必须有上面派去的工作队，“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
如此，就使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方面扩大了规模，使群众被广泛地发动起来，另一方面扩大了打击面，撇开了广大干部，使广大干部成为了怀疑和打击的对象。
这恐怕不仅仅是“声势浩大”的问题了，更是一种“暴风骤雨”式的席卷，好像是一场十二级台风，刮向了广大农村、城市。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向“左”，向“左”……
8月19日，刘少奇就为批转王光美的“桃园经验”致信毛泽东，要批转这个报告到全国，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桃园经验”。
1964年7月5日，王光美在中共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作了《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的报告，介绍了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做法，主要是：先搞“扎根串联”，再搞“四清”，再搞“对敌斗争”；对基层干部“又依靠，又不完全依靠”等等。这个报告就是后来被广泛流传的“桃园经验”。
当时许多工作队成员也不知道怎么搞，因此王光美的经验很受大家欢迎，很多人请她去作报告。陈伯达还特地找到刘少奇，积极提议把王光美的报告印发给各地党委和“四清”工作队作参考。
为此，刘少奇慎重考虑后，同意把“桃园经验”转发各地参考。8月19日，他向中央和毛泽东汇报此事：
王光美同志的这个报告，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发给各地党委和所有工作队的同志们。王光美在河北省委的记录稿上修改了两次，我也看了并修改一次，现代中央拟了一个批语，请中央审阅，如果中央同意，请中央发出。
27日，毛泽东批示：“此件先印，此次到会同志讨论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转发到全国去，我是同意陈伯达和少奇同志意见的。”
9月1日，王光美的这一报告作为中共中央正式文件下发全国。自此，“桃园经验”成为了全国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个样板。
但是，这份报告过分夸大了农村阶级斗争的形势，说桃园党支部“基本上不是共产党”，而“是一个反革命的两面政权”，强调采取“扎根串联”的秘密工作方式。
王光美在河北省委作了报告后，在随同刘少奇视察时，先后在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云南等省市区以及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干部大会上作了同样的报告，还有不少地方听了录音。
“桃园经验”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各地纷纷效仿。
24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并转发了《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
天津小站地区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由陈伯达主持搞的。8月4日，陈伯达给中共中央写信，送上了小站地区三个“反革命集团”的社会关系分布网，并附有三个“反革命集团头子”的历史大事记各一份。8月12日，中央转发了这封信及所附材料。9月25日，天津市委写出了《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认为：小站地区的政权是“三个反革命集团”建立的“反革命的两面政权”，他们长期“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前，真理的天下还不是我们的，或者在很大程度上还不是我们的”。“三个反革命集团”“上面的根子就在区委。区、社一部分领导干部，实际就是他们的保护人”。
中共中央决定转发这个报告。刘少奇在指示中说：“小站地区的敌我矛盾，主要的在形式上是以人民内部矛盾、甚至是以党内矛盾出现的，这就迷惑了一些人，并且长期得不到解决”，“凡是被敌人操纵或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都必须进行夺权的斗争，否则，要犯严重的错误”，“在下决心进行夺权斗争之前，必须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才能确定领导权是否在敌人手里，才能确定这个地方的领导核心是否已经变质，才能决定是否应当进行夺权斗争。”
顿时，本已出现的“夺权”风潮，不仅仅把广大的基层干部一脚踢开，而且作为了斗争对象，使“夺权”运动再起新高。
可见，在这一时期，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继续向“左”的方向发展，尤其批发了“桃园经验”和“小站夺权斗争经验”两个报告并在全国推广，刘少奇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毛泽东向“左”滑的同时，刘少奇也控制不住自己，开始向“左”滑。
但是，紧接着毛泽东、刘少奇之间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问题就发生了根本的分歧，而且明朗化、公开化。
刘少奇更没有料到，不久他就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工作会议，主要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但会议中期，出现了变化，使这次会议成为了长达一个月的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
15日，刘少奇在会上作主要发言，传达会议的议程，并提出了前一阶段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出现的问题，要求与会者讨论，“交换一下意见，交换一下经验”。16日至19日，连续4天召开了全体会议，对刘少奇提出的一系列问题进行讨论：在农村中如何划分阶级、如何进行整党、领导干部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