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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还说：1959年庐山会议是个关键。那个时候搞调整就好了。庐山会议前半段是搞调整的，庐山会议的下半段就否定了上半段。
自此，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委托，负责起草在扩大的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1961年12月22日，刘少奇看完报告的第一稿后，找参加起草报告的陈伯达、吴冷西和胡绳谈话。
刘少奇劈头就说了自己的意见：还是1959年庐山会议上那两句话，一是成绩讲够，二是缺点讲透。具体地说就是：一、过去四年的缺点、错误要摆开讲，有多少讲多少，放开手讲，不要吞吞吐吐，重病要用猛药，要使人出一身大汗，这才能接受教训；二、这几年的错误，中央负主要责任，要在报告中代表政治局作自我批评，否则下面不服；三、关于分散主义要列举表现事实，每个省、每个部都要有例子，一个也不能缺，这种现象太多、太普遍了；四、这几年的错误，同党内过火斗争，特别是1959年庐山会议上不反“左”只反右、后半段否定前半段、会后又在党内普遍进行反右倾斗争，有很大关系，党内民主不够，使许多错误不能及时纠正。
刘少奇嘱咐说：你们这些秀才们，不要怕这怕那，束手束脚，要敢讲老实话，讲过了头也没有关系，反正是草稿，错了政治局负责。
1962年1月9日，报告形成了第一稿，刘少奇当天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当天就看完了报告的前两部分，并在给田家英的信中要他转告刘少奇、邓小平等：报告前两部分已看过一遍，“觉得好”。
刘少奇主持起草报告，几易其稿，自1962年1月17日至24日，他就先后主持了8次报告起草委员会会议，对报告进行修改。
1月25日，刘少奇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基本上通过了他主持起草的向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报告。
刘少奇明确说：
现在有一个七千人的大会在这里，包括县委第一书记、第二书记，还有厂矿、各部门的同志。这么多人，要统一思想，统一认识。而从1958年以来，我们又发生这样多问题，一方面有很多成绩，另一方面有很多缺点错误，到底如何认识，这是一个大问题。要统一认识，统一思想，以至以后还要统一计划，统一行动。这是我们党内目前的关键时期的一个关键问题。
的确如刘少奇所说，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何等容易？
这是中央的想法：要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全力进行调整。
但是，各路诸侯都有一个统一的想法：想听一听中央怎样对待这些问题？怎样走出困境？
中央各部门的负责人、各省市区的负责人、各县的负责人，都有着同样的心情。
毛泽东怎样看的？1961年12月20日，毛泽东在一次同邓小平的谈话中说：我们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立场，站在95％以上的人民这一边，是不会受孤立的，天塌不下来。但是，这几年我们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心情比较沉闷，一定要有紧迫感，做好工作，摆脱困境。
第二天，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了毛泽东的心情：
毛主席去年（1960）、前年（1959）心情不那么愉快，今年（1961）很高兴，因为具体政策都见效了。过去几年，包括“大跃进”3年，总的来说，我们办的好事是基本的，也出了些毛病，也有缺点错误。这些缺点错误，我们要把它总结起来，好的、成功的、错误的，统统总结起来，变成财富，使我们的工作一天比一天走上轨道。
毛泽东后来在无锡同华东几个省的负责人说：明年（1962）这一年的工作很重要，明年要抓工、农、兵、学、商、党七个字，要大抓一年，这几个方面都要理出一个头绪来。这次会议（七千人大会）要好好议一下过去的经验教训，要有个统一的看法，要步调一致，以便在这个基础上前进。
薄一波回忆说：
由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连续3年多的失误，国家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都出现了严重困难。中央领导同志头脑逐渐冷静下来，开始在一系列会议上总结教训。
到1961年底，总结教训、纠正错误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主要是调整政策和调整经济，使农业形势开始露出了好转的苗头，工业的滑坡也已停止。但由于党内思想认识不统一，调整工作遇到一些阻力，深入不下去，国民经济仍很困难。
当时任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的江渭清回忆说：
我带领江苏的省、地（市）、县及部分重点厂矿企业的领导同志，赴京参加了会议。当时大家曾想：中央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刻，召开这样一个大会呢？……我领会，中央请全国几级干部都来参加会议，其目的就是要大家一道来认真总结3年“大跃进”的经验教训，以便统一思想，做好工作，战胜困难，脚踏实地地前进。
这毕竟是比较上层的领导干部的心情，相对而言，来自最基层的干部的心情更能反映出当时普遍的心情。
他们毕竟是最基层的“父母官”，面对困难形势，他们的心情在没有中央的指示的情况下，陷入了一片茫然。
当时，有很多县委书记从未到过北京，当他们入住高级宾馆时，有一种“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觉。
中共龙山县委书记王福彬回忆说：
当时，我国正处于严重的经济困难之中，我们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也是如此。全县农业生产已经连续三年歉收，农作物收获面积由1958年的92万亩下降到78万亩左右，粮食产量由1。65亿斤下降到1。25亿斤左右，粮食平均亩产由201斤下降到135斤左右。
由于1958年“大跃进”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兴起的高指标、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的做法，使整个工作十分被动。1961年，中央接连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等指示，但由于多种原因，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工作中“左”的错误还在延续，干部作风问题也不少，强迫命令、多吃多占等现象时有发生。
面临这样的局面，干部和群众，党内和党外议论纷纷，思想很混乱。尤其是在党内，相互埋怨的腐蚀党内的团结的情绪在滋长。不少干部对当时经济困难的形势看法很不一致，对“大跃进”4年工作的评价也褒贬各异。
……
当时，我作为中共龙山县委主要负责人之一，思想上也陷入了痛苦和迷惘中。一方面，看到经济每况愈下，人民生活困难重重，一种高度的责任感和负疚感便重压心头，有时简直压得喘不过气来；另一方面，路该怎么走，工作该如何干，在实践中也看出了不少问题，摸清了一些路子，但客观上“大跃进”的气候还没有消失，主观上对有些问题还缺乏深刻认识，因此，工作上一时显得束手无策，思想上表现得焦虑不安。我们急需要听到党中央的声音，急需要听到毛主席的声音。
来自最基层的声音，恐怕也是高层领导人所听不到的吧！
召开七千人大会，就是要“上下通气”。
召开七千人大会，就是要齐心协力找出路，不能再犹豫，不能再耗下去。
1962年1月11日，刘少奇主持起草的大会报告分发到与会者手中，要他们集中讨论，广泛听取来自各条战线、各个层次的领导人的反映。同时，成立了由刘少奇主持、有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共21人参加的报告起草委员会，对报告作进一步的修改。
从各方面对报告反映的情况看，与会者都提出了一系列的尖锐批评，也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提出了诸多疑问，比较集中的是：“三面红旗”和庐山会议后大反右倾的问题。“左”和右，实际上是根本。
根据反映，1月17日，刘少奇主持了第一次报告起草委员会会议，对报告进行初步修改。来自上海的中共华东局书记柯庆施，作为毛泽东的“好学生”，作为毛泽东称之为“柯老”的人物，作为“大跃进”的鼓动者和力行者，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对代表们就“大跃进”提出质疑表示了担忧：《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还要不要？15年赶上英国还要不要？指标还要不要？干劲还要不要？用什么办法鼓劲？《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除几种地区外，还是可以的。粮食总产量6000亿斤总还是可以的，华东区到1967年就可以完成4000亿斤的指标。
柯庆施说，对《书面报告》越看越没有劲。
1月18日，彭真发言。他是一个敢于直言的人：会议和原来的设想不同了，实际上是要总结经验。60年代在杭州提出“瓜菜代”，但对1959年的灾情估计不足，对城市人口增加估计不足，农业养不活这么多城市人口，农业上也有浮夸。1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