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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家里还有半支蜡烛也顺手带了过来，现在正好用上排场。两人拉上窗帘，在黑暗中点亮了蜡烛，然后伴着摇曳的烛光，开始了今天丰盛的“晚餐”……
刚开始，两人还有说有笑，夸张地好像在宫廷宴会上一样，用精美地刀叉切割分食这道美味的中式“清蒸鼠排”大餐，可是吃着吃着于茹的眼泪又止不住地流了下来。张姐见此情景叹了一口气，放下刀叉道：“小茹，我知道你想念老公，我也知道现在的日子很难熬，可我们一定要撑下去，只要能撑下去总会有希望的。”
“张姐我实在是撑不下去了，真想死掉了算了，这种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于茹扑到她怀里痛哭。
张姐轻轻搂着她，凝望着黑暗中那一点飘摇将灭的烛火，喃喃自语道：“再撑一段时间，这一切就快结束了，快了……”
第二十章 玉碎？瓦全？（上）
第二十一章 玉碎？瓦全？（上）
杨少穿着宽松的浴衣舒服地躺在柔软座椅上，一边回味肚子里的意大利鹅肝和法式松露羊排，一边打着饱嗝。
“怎么样杨大少爷？我没骗你吧。”国歌打趣道。
杨少深深吸了手中的一口雪茄，又抿了一口红酒，仰天长叹道：“真是两世为人啊，我都没敢奢望今生还能够再享受这样的生活。”
“老大，这个俱乐部是谁开的？现在上海市都开始人吃人了，他这里简直和天堂一样，老板够牛的啊！”杨少好奇地问道。
“这个世界上任何时候都有特权，中国尤其是一个讲特权的地方。”国歌端着一杯绿茶斜靠在席梦思床上，尽量让受伤的腿保持一种舒适的姿态。“这家俱乐部的老板，就是有资格讲特权的人，过一会儿你马上就会见到他。”
在一个地下沙龙会议室里，几个人松散地围坐在沙发上，倾听一位中年学者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中国今天的惨败，其实早在2005年已经初露端倪。那一年中国政治舞台上发生了一件大事。那一年的秋天，在对中央、国家机关8662个职位的竞争中，报考者达到了创纪录的百万之众。这个数据不仅创造了历史新高，也比上一年整整增加了将近一倍。勿庸置疑，公务员以及公务员所代表的所谓‘体制内’，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社会吸引人口流动的一块巨大磁石。其吸引力颇有呈几何级数不断增强的趋势。有趣的是，仅仅在此十几年之前，中国人的‘移民’圣地却指向了截然相反的方向：市场（体制外）。从当初千军万马“下海”到如今争先恐后‘上岸’的强烈对比中，人们可以得出多种结论。但在我看来，这无疑是市场吸引力正在迅速流失的一个明确预兆。其本质，则是中国人对市场的信任正在急剧下降。按照最一般的社会学定义，所谓信任，是相信他人未来可能行动的一种赌博，是人们应对风险的一种解决办法。在经济学家那里，交易的达成完全是交易双方一种理性计算的结果，但事实上，任何交易都离不开信任。如果人们不相信交易对手会遵守契约或者外部裁判的强制力足以使对手遵守契约，那么，再精确的理性计算都无从谈起。这就是说，信任作为理性计算的一个基础，是任何市场交易都须臾不能或缺的一个隐性前提。没有信任，就没有交易。
对于信任的重要性，老摩根以一个商人的智慧洞察到：‘……一个我不能信任的人，即使他以整个基督教世界的一切做抵押，也不可能从我这里借走一分钱。’显然，在摩根那里，信任虽然无法精确计算，但却极其昂贵。与摩根的那个时代相比，当代社会对信任的需求似乎不断高涨。原因就在于，当代社会越来越细密的劳动分工特性。劳动分工虽然大大提升了生产效率，但同时也大大增加了在交易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在这种情境中，人们就更需要借助某种简化过的理性计算或者说一种文化的直觉，也就是信任，才可能进入交易行动。在理论上，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完全了解交易对手的全部信息并控制他们的行为，所以从极端的意义上，如果不借助潜在的信任基础，那么任何交易都不可能发生。按照一种社会学的说法，如果没有信任，我们就只能完成所谓‘可以当场办理的人类合作形式’。与这种面对面的初级合作形式相比，当代社会的合作与交易，呈现出的则是一幅惊人复杂的图景。想象一下，有多少人能够了解复杂的现代医疗技术，有多少人能够了解神秘的外汇和衍生品交易，又有多少人能够了解迷宫般的官僚机构运作。如果我们不能成为全知全能的理性人，那么，我们要想在分工越来细但相互依赖却越来越深的现代社会中行动，我们就必须借助于信任。否则，我们就寸步难行，更遑论进入复杂的、可能代价极高的交易游戏。无疑，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和流动性正在大幅改写风险的传统特性。因为些许的信息不对称都可能导致交易的巨大风险。这也是为什么当代思想对作为一个软变量（相对于诸如制度、经济地位等硬变量的不可测量的变量）的‘信任’如此着迷的原因之一。”
一位气度不凡的老者皱了皱眉，礼貌而又坚定地打断了中年学者的长谈：“方博士，您能不能说的更简单通俗一些？”
上海著名的独立经济学者方健抱歉地笑了笑道：“我马上就要谈到今天的主题，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改革之后，中国的市场化范围虽然不断扩张，但作为市场基础设施的信任却遭到了严重的败坏。就我们有限的阅读以及人生经历而言，这种败坏程度在中国历史上是相当罕见的。无需举证，所有对中国市场历史有完整经历的人，都会对此有深刻感受。官员、医生、律师、法官、教师这些典型的助人型职业一直被认为是传播社会信任的最佳载体，但在今天，这些职业却几乎年年都名列‘害人职业’前茅，成为传播敌意和怀疑的工具。仅此一端，我们就能够对中国社会信任的败坏程度心知肚明。不过，信任的败坏并不是市场化的必然后果，而是一种中国式市场化的结果。有必要特别加以指出的是，自1990年代以来，在中国，存在着一种对社会信任的蓄意和系统的破坏。由于管制合法性在1980年代末期所遭到的严重削弱，官僚系统要想维护其原有的管制能力和谈判地位，就必须瓦解人民的团结，将他们变成一个个原子化的互不信任的疏离个体，以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在这个时期，所有的中国人都被暗示甚至催促着以‘闷声发大财’的方式去争取个人利益，可以清楚的看到，这种个人（或集团）利益经常是以牺牲他人或者他集团的利益为代价的。于是，人民之间的深刻‘不信任’被成功和大规模的繁殖出来，而官僚系统的合法性危机也因此得到了有效缓解。没有什么比离间自己的人民更能够巩固一个弱势官僚体系的地位了。当所有人都无法互相信任的时候，他们就只能将信任被迫交还给官僚体系。一场对信任和美德的阴谋绑架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策略无疑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它也同样以惊人的程度破坏了中国的社会资本。1990年代对中国社会信任文化的蓄意消解，在经济上产生了两个主要后果。其一是，由于人们之间横向的传统信任纽带遭到肢解，导致民间企业本身很难超越地域提供信任资源。如此，除非借助于地方政府提供的隐含信任担保，民间企业本身的市场就只能局限于狭小的范围内。观察家们对中国经济一直有一种深刻的迷惑，那就是：中国如此巨大的本土市场为什么在长达27年的时间中，没有成长出一家世界级企业？除了其他因素之外，民间企业本身无法向社会输入信任资源并由此扩大交易规模，也是一个非常的重要的原因。
在上面这个后果出现的同时，另外一个后果也出现了。由于好不容易在1980年逐渐积累起来的社会横向信任的瓦解，低水平的信任被迫重新向官僚系统纵向聚集。但显而易见的是，这更像是一种依赖的信任。对于合法性逐渐流失的中国官僚系统来说，这种聚集无疑是一种合意的发展。因为它不仅为官僚体系提供了合法性，也为官僚系统最大限度的寻租提供了可能。很容易观察到，中国在1990年代后期后期的绝大部分市场化运动，实际上都是政府信用在后面推动的。无论是全国性的证券市场，还是地方性房地产市场，抑或是对更加具有公共品性质的教育和医疗的市场化，都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经常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协同）的信用在背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