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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原貌的念头。这个念头一出，便越来越强，以至到后来成了一种不可压抑的冲动，似乎不把这件事做完，就愧对那么多和我混得厮熟的宋朝朋友，愧对创造一代文化高度繁荣的先祖们。 一部历史长卷的创作，如果没有太多的感想和冲动就动笔，是不可思议的。如果没有对那个时代充分的研究，充分的了解，乃至于充分的热爱，爱到癫狂，爱到不能自已，就算最终能写出来，也是一堆垃圾。这对于很看重身后声名的国人来说，实在是件可怕的事情。我对宋学的了解乃至热爱，是在二十多年的岁月里逐渐形成的。八十年代初，出于高校教学的需要，我开始涉足宋代的文学和史学，由粗浅的了解到对它感兴趣，就用去了数年时间。这些年里，深邃而博大的宋学深深地吸引了我，于是我开始想研究它。不管什么事物，让你走到想研究它的地步，说明你已经迷上它了，只不过还没意识到这是一种迷恋而已。二十年里，我把凡与宋代文化有关的书读了个遍，写成了近千万字的《宋代职官通考》，这部书大概是有史以来最大篇幅的一个年表。加上对王安石、欧阳修、韩琦等人的文集笺注，迄今为止，总共出版了四五十部著作。按世俗衡量一个学者的尺度，到此为止，也算是功德圆满了，但学术毕竟是学者们孤芳自赏而大众不去问津的东西，想把自己的研究心得告诉更多的朋友，必须更换一种载体，而当今最好的载体，莫过于小说和电视剧。当一些熟人得知我要做这件事时，有的赞成，有的不屑一顾，甚至说这叫不务正业。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吧，有机会能为更多的人服务，这就是我活着的快乐。 考虑到《赵宋王朝》是一部规模巨大的通代长篇小说，江苏文艺出版社的负责同志让我写一篇总序。我想了好几天，不知应该从何处下笔，最后还是回到了我为本书的题词：“抖开尘封千年的真切历史。”如果按当下时髦的方法约出这句话中的“关键词”，除了“的”这个虚字之外，都是关键词，首先我的宗旨是采用小说的形式在写历史，我不愿意也不可能把这样一部大书写成戏说，这一点读者朋友看上几页就能体会出来。有人会说：写宋朝的书不少了，比如《杨家将》、《水浒》、《说岳全传》。这就涉及到另一个关键词：“真切”。宋朝三百一十九年，从五代十国的血腥中建立起来的赵宋王朝，应该有多少英雄豪杰、仁人志士，应该有多少波澜壮阔、反复曲折，这是稍加思索就能感受到的。所以我说，上面提到的那些文学作品，反映的只是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人，是一些点而不是线，更说不上是面。试想，穆桂英五十三岁还得带兵，佘太君一百岁还得挂帅，大宋朝决不可能凭着杨家一群寡妇支撑几百年。这就出现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北宋抵御西北二边的还有谁？这也正是我时时感到有必要把很多人还不熟悉的人和事勾勒出来。历史应该是一幅全景，是一个合力，一定有个主旋律。如果忽略了主旋律而只强调某个音符，就算演绎得再精妙，也只是在演绎音符，而不是整支曲子。再比如人们对宋代文学的认识，一提到宋朝，不少人最先想到的是宋词，“唐诗宋词元曲”嘛，谁都知道这个顺口溜儿。然而宋朝真正经典的文学恰恰不是宋词。《东轩笔录》里记载着这样一则故事：王安石中进士后，拜访宰相晏殊，晏殊赠给他一首词，王安石笑道：“为宰相而作小词，可乎？”在政治家眼里，词算不得什么文学。翻开《全宋词》数一数，除了辛弃疾、陈亮等为数不多的人之外，有几首不是在说男欢女爱？因此我们只能说宋词是宋代文学的形式之一，算不上一代王朝的文学主旋律，人们喜欢它是可以理解的，就如同今天不少人喜欢流行音乐一个道理，而我们总不会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艺术境界是流行小曲。宋人的文学成就，在于他们对社会、对哲学、对人生乃至对天地宇宙的思辩，大量优秀的散文、诗歌才是最能代表这一朝代文学的精华所在。 既然是一个全景式的反映，灵魂就是真实，这个真实，更多表现在历史氛围的真实上，宋朝有清明也有腐败，有强盛也有懦弱，有光辉也有阴暗。《赵宋王朝》不是赞美诗，里边也有不少错乱了的音符，这是不争的事实。这又涉及到另外两个关键词：把“尘封”了千年的历史彻底地“抖开”，让那些被人们遗忘和忽略了的历史人物和事件真真切切地再现出来。如果能把那个朝代里的清明、强盛和光辉借鉴过来，把腐败、懦弱和阴暗摈弃出去，我们的人生可能会更加美好。人们常说历史是一面镜子，这话很有道理，所以我才想和读者朋友共同“品味古往今来的异同人生”。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丑陋和阴暗”，但“更多的是雄奇瑰丽”。说远了！还是回到实际当中，从大处说一说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吧。
《赵宋王朝》 第一部分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2） 一、“仁爱”和“民为本”是宋朝的主轴线 同所有的朋友一样，我读书也是从“关关雎鸠”开始。先秦诸子的光辉思想的确让我陶醉，同样使所有读它的人陶醉，古往今来多少人都在研究它，哪里还会有我耕耘的土地？我只好往下读，秦汉六朝，血腥味太浓了，我不喜欢。唐朝，血腥味依然不减，我还是受不了。到了宋朝，我陡然发现，那个军阀出身的赵匡胤，在陈桥兵变时与众将相约：你们让我当皇帝，就必须听我一句话：回到汴京城，不准乱杀一人，违令者斩！这真是一句让人钦敬的话！要知道，赵匡胤的时代，是一个杀人杀了一百多年的血腥时代！或许有人说他是在做秀，但能够把秀做到这种程度，而且付诸实施，你还能责怪他什么？建国以后，他又立下严令：普天之下皆我赤子，绝不允许任何人草菅人命。他又为子孙后代定下规矩：除谋反者、贪污者、失入死罪者之外，所有大臣都不得处以死罪。这三条定得多妙：谋反当然罪不容诛，任何王朝都是如此；贪污受贿，今天也是死罪；只这第三条，恐怕还没有那个皇帝提出来过。什么叫“失入死罪”？就是官吏们误把不该判死罪的犯人判了死罪，朝廷会毫不留情地追究他的刑责。这样的仁政，恐怕是连孔子、孟子都难以想象的。我有些不相信，于是翻检所有宋籍，最后惊奇地发现，终宋一代三百多年，被明令误杀的人真的只有靖康时期的陈东、欧阳澈和绍兴时期的岳飞父子数人，就连指着鼻子骂秦桧的胡铨等人，也不过受了些流放之苦。这并不是说那些奸臣有什么好心眼儿，然而“祖宗法度”的约束力量一直起着巨大的作用，迫使任何人都不敢轻易妄杀臣民，则是那段历史中的真实，而这种真实又是今天许多人不甚了解的。宋代大大小小的党争不下六七次，如庆历党争、元祐党争，两派政治势力水火不容，但却没有哪个官员因为“站错了队”而遭受杀戮。按说王安石也算个铁腕人物了，但他不敢轻易杀人。不仅如此，就是那些被贬的官员，也很少有“永不复用”的情况，往往惩戒之后，重新启用。想想两晋时期，杀人比杀只小鸡还要率意；想想明朝，一个胡惟庸案，就杀了数万人，一个蓝玉案，又杀了数万人，至于蒙古贵族统治下的元朝，就更不用说了。元朝的戏剧家们为什么会塑造出一个包公的形象？一方面说明元朝统治的血腥，另一方面恰恰说明宋朝统治者明显而清晰的“以人为本”思想，元朝士子羡慕宋朝人，渴望有那么一个相对清明的朝廷，他们只能把这种渴望通过戏剧的形式表达出来，吐吐胸中的块垒。关于民本的思想，先秦时期就有不少思想家提出来，而“民为本”是要以“社稷次之、君为轻”作为前提的，一个帝王如果不是从心底里重视他的臣民，爱养他的臣民，甚至把自己放在与臣民差不多平等的位置上，怎么可能做到以民为本呢？如果我们还不信，那就把历史翻一翻，比较一下，自会得出结论。苏轼是大家熟悉的人物，在“乌台诗案”中，有人想把他置于死地，神宗大笔一挥，判他流放黄州。为了不伤朝廷的面子，也不伤苏轼本人的面子，还特地给他留了个“黄州团练副使”的官衔。“有人想把他置于死地”不足为奇，奇的是宋朝最高统治者却从不轻易把人置于死地！ 对官吏如此，对偏安伪国、域外异族、国内叛逆又怎么样呢？太祖赵匡胤在位时，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