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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易新服。
后来分十年废八旗制度的《民族法》、废除等级森严的贵族制度的《勋爵法》和建立先中央后地方、先特殊后一般，在光绪二十五年基本建立新型司法体系的《法院法》的一系列改革政策，虽出自次阁手笔，但多为光绪宣诏亲自宣布，古旧派大臣已经无力发动大规模抵搪行动。最后一次反弹是光绪二十年春，京畿八旗“清君侧，复古制”的旗丁暴动，还被卫戍师事先得知，尽数俘灭。为首的庆亲王世子载振死于乱军之中，庆亲王奕劻被新成立的最高法院合议庭宣判有罪，判处终身圈禁，成为司法改革后的第一个祭品。从此，朝中古旧派大臣式微，内阁为公武派完全控制。
虽然政见分别不大，但从光绪剃发事件开始，皇帝和内阁官员争相标榜民意进而争夺改革主导权的竞争却隐隐开始。退出行政的古旧派转而利用其尚被承认的社会地位，进入立法和司法机构，特别是常在主导立法的资政院设计对内阁的杯葛。因为资政院和内阁均在名义上对皇帝负责而不存在隶属关系，“院阁之争”成为控制行政的内阁推行帝国新政的主要障碍。有时，不愿意“武力干预民主制度”的内阁，也不得不依赖皇帝出面平衡资政院的反击。
改革自上而下强制推行起来也引发了不少问题。最根本的问题在于虽然政府机构中的反对派可以镇压，但民众观念的改变却也颇费时日；激进的改革甚至就在中央如何实际落实有时也是很难办的事情。
新科举推行后，罗素兰面对国家的师资力量严重欠缺的数所空壳大学欲哭无泪，绞尽脑汁去节省每年一亿元的西学教育经费。他彻查手下有没有贪污到了神经质的地步，甚至熟睡中听到“贪”字就能从床上跳起。千省万省，三千多万学校设备采购维护费、超过四千万元西方专家学者的聘金和近二千万的翻译费用是无论如何省不下来的（这还是在他强拉无数同志客串教师的前提下，如始作俑者马丰曾在一开始被他勒令每周完成28小时以上的教学任务，不得不把铺盖和每天的文件带到大学，每天夜里讲完了就在教师休息室继续办公）。幸好军事方面的教育特别经费不算在内，要不然连教育署少得可怜的经办人员们的月薪都发不出了。
而扛了一个中央银行的空壳的莫宁除了要保证军费，支持国家工商业（莫宁每次都是阴森森地对始作俑者牛金说：“我一定支持——你，牛。”），还要防止伪钞、打击不法商人狙击新货币的图谋。他在天津、上海先后成功击退了投机商的行动，并在山西和不法钱庄反复周旋。虽然极大充实了国库，却至少熬出了几百根白头发。
据说，内阁任命时，恰好同时得了风寒，结果被马丰和牛金分别代理了几个月的教育、财政事务的罗素兰和莫宁到了任上当天就大大问候了那两位急着当“创建者”的仁兄的女性前辈们，此后更是隔三差五就要亲切慰问一番）
如果说这些内政上的努力是呕心沥血，那么这个阶段外交上的工作，按照外务次官张志高的话，就是“功劳全当白干，苦劳一定挨骂”。外交是妥协的艺术，而且“弱国无外交”，辛苦了半天反而被别人说是卖国贼，这种痛苦非置身其中者绝难体会。
不能否认，最招致诟病，尤其是在资政院被杯葛次数最多的就是外交修约的工作。连公武派议员都对张志高起初提出的“门户开放换取废除不平等条约暨收复租界”的主张大肆抨击，认为是“丧权辱国”，次阁会议上农林大臣田正宏和财政次官莫宁也非常反对，认为该政策将有利于殖民主义不利于民族经济，只有是工商大臣牛金和科技次官马丰明确表示赞同，认为是时代潮流。后来不久发生了英国水兵强奸事件，刘云奏请将所有外国租界中国居民迁出，并在租界外围筑围墙，这个要了外国商人的命。经过紧张磋商，英国、法国、美国三国先后和张志高进行了修约谈判，帝国收回了治外法权，向各租借地派驻法官，但是当地民法遵循租界国法律，治权也没有收回。张志高的修约谈判中，通过努力达成“自中国颁布符合法律精神的法典，建立独立司法体系，并以明文法律作为唯一司法根据之日起，租界国法律即行废止”和“自中国承诺遵循行政体制依照明文法律及承诺涉外处分事先向友邦通告之程序之日起，租借地治权即行归还”的条款被议员们讥笑为“镜花水月条款”，以及世人谈论都把修约功劳归于刘云的筑墙令，无不令张志高十分沮丧。当然，次谋会议上大家对他的劝慰和鼓励，多少让他的心理恢复了平衡。现在，次谋会议上最狂热的好战分子不是钟夏火等武将，而是这个文质彬彬的张志高：迫切希望中华显示天威的他，已经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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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ydai同人之思想维新
原标题：
补五章：铁血帝国早期的思想维新之路
正文：
“我们不是在改变历史，我们是和人民共同创造新的历史。”
刘云《挑战》（帝国社会科学内参《争鸣》杂志特稿）
光绪十六年夺取政权以后，后党在全国范围内被大量清洗，刘云的特种兵团被称为“新血滴子”，从事了数百起暗杀活动，其中不乏错杀冤杀；而大部分官员都见风转舵投靠帝党旗下，宣布“拥护维新”。在腥风血雨之中光绪的帝权从表面上得到了巩固，地方也暂时屈从了中央的铁腕。前期后党洋务派建设的产业在这个时候被刘云集团系统地据为己有，成为帝国工业早期的基础；而其他的产业仍然控制在帝党同僚的手中，并没有统一在中央的旗下。除了张之洞得到了帝国海军的指挥权后，让出了湖广的产权外，刘云大部分掌握的就是各地的军事工业。尽管刘云集团也想建设完备的产业基础，但是在这几年暂时只能依靠钢铁工业、军事工业和国家干线铁路产业。其他的，就需要“国学”的发展了。
在因为擅自成立数所师资不足的大学，被教育部“勒令从事教学工作”的马丰在十六年夺权后，就在系统内成立了一个科技指导组，专门研究中国科技发展的方法。如何在中国推行科技文明的课题在争论中得到发展，一个新的想法在他们的头脑中产生。
“西学？西方有我们先进吗？是国学才对吧！”夺取政权后不久的“次谋部”会议上，当刘云向马丰询问大学设立后，如何“取消八股，推行西学”的时候，马丰语惊四座，并拿出了一套详尽的《国学复兴方案》。
帝国日报》作为刘云集团控制思想的工具，在光绪十六年末在京师印刷出版，光绪十七年全国各地县城都覆盖到了。十八年初，光绪皇帝在《帝国日报》头版题写了新年致辞，同版刘云的《天下维新》都是轰动朝野的爆炸新闻。事实上，十六年宫廷政变后的一两年间，各个行省都宣称推行新政，但是朝野还不清楚到底要如何发展：有的人认为就是继续发展洋务，有人认为要渐进西化，有人认为是“尊王攘夷”，有人认为“大政归还”本身就是终极的目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谁也没有想到，十八年朝廷宣扬的居然是“文明复兴”的口号。
“外国之技，中华早已有之。其时民智未开，知者恐用之不当；又值华夏小康，人心思安，故蔽焉。天下大乱，志士出焉，启民智而兴国学，以复大治……”
“这是什么？造神运动？”次谋部里面军官团的咆哮的高分贝完全压掉了科技组成员正在读稿的声音。
“这不能叫做造神。要是造神就不说什么‘知者’、‘志士’，直接说‘圣人’好了。”马丰解释道。
“我们的科技本来就比他们先进这是不争的事实，怎么解释还要大费周折呢，古代文明说我觉得较为简单，不论是和国内还是国际解释都容易。”张志高应和道。
“我们在大学讲的东西尽管是基础科学为主，那些西方人都听傻了。他们现在才知道原来平面几何体系是商高提出的，行列式是南北朝刘徽发明的，极限是祖冲之发明的，而积分是祖冲之的儿子祖恒发明的。信不信随便，反正我们就是这样讲了。”罗素兰突然插进来。一向因为空壳大学和马丰“顶牛”的他的支持到让当事人有些受宠若惊，结果表达强烈善意的感谢目光投射之下，对方以聚焦在无穷远处的双眼予以回应。
“你们想用烧火棍，不想用飞机大炮打仗的话，趁早说出来。”文官的首脑，国务卿（总理大臣的次官）文易在一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