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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觉还有一点为理想而战的觉悟，希望你不要把我和我所使用的那些工具混为一谈。”
“当然，”刘云的微笑中又泛出一丝与他年纪所不相符合的玩闹气息，“如果你是为了三十几年前我打断你两根肋骨的事情而报复我的话，我也无话可说，只好也任凭你打断我两根肋骨了事。”
文易沉住气，想把那些刚刚浮上水面的回忆和感动用力按回去，无奈它们都如同葫芦般，按住了这头，浮起了那头。
“是我把他想得太坏了？不，不能感情用事，刘云是刘云，武威公是武威公，两者是为一体，又并非一体，背负权力的人永远都是第一位的嫌疑犯……但这已不重要了，现在无论如何，也只能把所有东西挑明了讲出来，无论他怎样看待这些，日后又会如何应对，都无须再多做考虑。”
文易的脑海中呼地闪过一些凌乱的思绪，突破了刚刚那团遮蔽一切的乌云，在他眼前反复跳动、摇摆、粉碎。
“其实我的想法很简单，权力越大的人，做恶的嫌疑就越大，原本品质不良的人，往往会因着权力带来的方便和安全感而胡作非为，而个人的良好品质又往往抵挡不住权力的腐蚀，即使权力者能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却也很可能好心办坏事，由着一己之见，令广大人民遭殃。”
“你我都算是登上了权力的极高峰，所以我们都是嫌疑犯，都有很大的可能去做祸国殃民的恶行，而且可以想象，我们也有可能为了自己所认为的正义，而令无数民众蒙受灾难。我们所能做出的恶行，远非通常的罪犯可比，有时我们说的一句话对社会造成的危害，也许几万个杀人犯干的坏事加起来都不能相提并论。在我们那个时空的历史里，某个伟大领袖头脑一发热，喊了几句口号，定了几个指标，几千万人在史无前例的大跃进中跃上了天，变了饿死鬼，死了就死了，做恶者无须付出任何代价，只需在历史教科书中把原因定为‘自然灾害’了事。”
刘云摊开双手，微笑道：“这些我都很清楚，所以我们才要搞民主，要给人民知识，给人民权力，以人民的力量来遏制权力者的恶行。”
“是，我们是搞了君主立宪，颁了宪法，开了国会，民选议员，由国会产生内阁，由内阁直接管理国家，还逐步实现了司法独立。这一切能正常展开，是靠了你手上的军队，牢牢把握在你手中的那支军队在改革最关键的时刻扑灭了守旧派的反扑，随后又清除土匪豪强，创造了和平安定的国内环境。但是现在，这支以效忠个人而非效忠国家为主旨的军队已成了民主制度的巨大隐患，而且这支军队也并非普遍地效忠某一个特定的人，而是层层效忠，层层依靠，上下之间满是栽培与感恩，平级之间则密织关系网，军政工商之间由互有勾结，如此一来，就很有可能形成难以遏止的军阀势力，一但失去最高层的约束，军阀之间将为了利益互相争斗，文斗不过来武斗，这国家就谈不上有什么发展了。”
刘云轻轻吐了口气，摇晃一下手中的帽子，脸上的微笑早已散去。
“我知道了，你是说我的军官团已经危害到了民主制度，必须加以清除吧。而你又认为不会亲手毁掉我一直紧密依赖的军官团，所以才打算以军国民教育的方式，在民众中建立抵挡军阀势力扩张的防线，所谓‘违犯宪法者人人得而诛之’吧。”
文易迟疑地点了一下头：“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吧。”
“你认为我会为了自己的权力着想而放任军阀势力扩张？”
刘云紧盯住文易，目光里不带太多感情。
文易没有回答。
“为什么？因为武定国？因为我明知老军官团的集体腐化而不去干涉？”
文易的眼睛望向被风卷起层层波纹的水面，还是没有回答。
“那么我告诉你，武定国是一定要被公审的，他必须为他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但是现在我不能动他，现在是战争时期，正是用人的时候，我不能把全军大半的高级干部都投进监狱，也不能因为处分武定国一个人而影响到其他人的情绪。但是，即使在战争结束后，除了武定国外，我还是不会动其他人，武定国干得太出格，被许多人怨恨，他即使消失掉也无所谓。可我不能把清洗扩大化，那样的话对军队的打击太严重了，帝国需要那些人，他们毕竟同我们一样，都来自2025年，无论才能如何，即使以他们在军中的资历和威望，一下子清除掉他们的话，恐怕军队会乱起来……”
文易忍不住插道：“那么就不要清除，慢慢地，把他们的兵权去掉好了，再通过人员跨区跨兵种跨军种大调动，打乱中下层势力，使彼此的效忠和关系失去现实意义。”
“这样一来，我手里的兵权也就没有了。”
“你很在乎吗？”
“大家都失去了保护，如果有人要再像丁介云那样搞军事政变的话……”
“只要没有人再像丁介云那样手握大权，那么像他那种程度的政变也搞不起来了吧。”
刘云的嘴唇神经质地抽动了一下：“这么说，你想让军队脱离我们的控制之外，任由国会的无聊政客们来玩弄？”
“民主国家的军队是不应该从属于某人或某党的吧！军队是国家的，军队是国民的，国会是国民的代议机关，由国会监督军队有什么不对！职业政客固然无聊，但总比不无聊的军阀们来得稳妥，军人干政，才是真正的祸害！”
刘云脸上露出了一丝轻蔑：“国会？你说的那个国民代议机关，也不过是代表少数国民的机关而已吧，你自己也知道，根据选举资格法，只有纳税额达到一定程度才有选举权，而被选举人的资格也根据纳税额和受教育程度做了规定，1900年大选时全国的登记选民总数还不到三千万，而全国十八岁以上的国民当时也有差不多三亿吧，只占适龄国民总数十分之一的选民选出的那些议员，也能自称为国民的代表吗？”
文易感到有点不可思议，他并不觉得这个问题还有以解释的必要——尤其是对刘云这样的人而言，但既然对方问起，他还是不得不正面回答：“选举人资格中的确有纳税额的规定，这主要是为了防止贿选的发生并且提高选举质量，我想这也很容易理解，纳税额达到一定程度的国民显然拥有一定的财产，也有更多机会受到中高等教育，有更多闲暇和途径了解时事和政治。这样就不容易被小恩小惠所收买，比较有参政的主动性，也会以较为认真负责的态度去对待选举。被选举人尤其要注重受教育程度，文盲当然不能做议员，议案不会写、宪法看不懂的人当了议员有什么用？只会妖言惑众而毫无真才实学的人更是国家的灾祸！”
“精英治国嘛，这倒也是你一直以来所沉迷的，可是这样一来，下层民众的利益如何维护？穷人不就失去了权力吗？精英当然会维护精英们的利益，即使为此而损害平民的利益也无所谓吧！宪法只能算是那十分之一人的宪法，国会只能算是那十分之一人的国会，这便是民主自由？这便是民主制度？”
“这是国情，现在搞全民民主就等于扼杀了民主，民主不是一种宗教信仰，民主只是一种政治制度，这种制度并不含有绝对公平的意义，它的主要意义在于自由，说得明确些，是尽量让国民免受强权侵害，保障国民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去创造精神和物质财富。公平是民主制度的原则，但不是目的，民主制度的目的是保障国民自由。现在的确是在搞精英治国，这是最有效率的制度运作方式，也是真正能够保障大部分国民自由的办法，如果现在立即搞起大民主，三亿人无差别互选，知识水准尚低的大批选民很容易被无才无德却擅长口舌之争、阴谋诡计的无赖所煽动，大批贫穷选民也很容易被地主富商用几个小钱收买，那些无德无能之人选上了议员，又怎么能保障广大人民的自由呢？至于下层人民的权力诉求，随着经济的发展，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达到选举资格，教育普及程度提高后，也会有更多人拥有被选举资格，而且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修改选举资格法，把标准往下调……”
说到这，文易脸色一变，提高了声调：“刘云，难道你已经不相信这个制度？想把它打破吗？”
“我只是恐怕这制度会变成压迫大多数人的民主恶政而已。中国毕竟不同于欧美，即使经过我们这十几年的改造，四亿多国民中，三亿数千万人还留在农村，大多数人即没钱也没文化，虽说许多农民分租到了土地，却也背负上了沉重的国家债务，再经过十年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