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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祖以布先久为王，恐其意自尊大，故峻其礼，令布折服，既而美其帷帐，厚其饮食，多其从官，以悦其心，此权道也。
玉帝不识此中道理，以为恩情相待，可以羁维其心，岂知孙行者并不认为恩情，反而谓群仙碌碌，莫如我何，卒至大乱天宫，要求玉帝让位，他说：“强者为尊该让我。”又说，“他（玉帝）不应久住在此。”（第七回）姑息政策必归失败，观此可以知道。
姑息政策只能苟安一时，汉初，“诸侯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横逆”（《汉书》卷十四《诸侯王表》），而如贾谊所说：
诸王虽名为臣，虑亡不帝制而天子自为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黄屋，汉法令非行也。（《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
尤以吴王濞为甚，“文帝宽不忍罚”（《汉书》卷三十五《吴王濞传》）。但是文帝好刑名之言（《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序》）。其宽忍不是姑息，盖准备不够，罚则生变，故乃一方宽忍，他方又依贾谊“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之言，分齐为六，分淮南为三（《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复依贾谊“梁足以扞齐赵，淮阳足以禁吴楚”之策（同上），徙子代王武为梁王，而以淮阳为郡文帝二年，武为代王，四年徙为淮阳王，十一年又徙为梁王，淮阳为郡。景帝二年又置淮阳国，立子余为淮阳王。。七国叛变，淮南三国无不附汉（《汉书》卷四十四《淮南厉王刘长传》），而梁王又“城守睢阳，以拒吴楚，吴楚以梁为限，不敢过而西”（《汉书》卷四十七《梁孝王刘武传》），所以周亚夫之兵一出武关，七国之乱即平。由此可知国家发生外患或内难之时，倘力不能制，必须一方宽忍，一方准备。只宽忍而不准备，国必亡；只准备而不宽忍，国必危。勾践卧薪尝胆，何曾让夫差知道。小不忍则乱大谋，为国者固不宜逞一时的意气。
唐之对付方镇与汉不同。安史乱后，“武夫战卒以功起行阵，列为侯王者，皆除节度使，由是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新唐书》卷五十《兵志》）。“遂擅署吏，以赋税自私，不朝献于廷，以土地传子孙”（《新唐书》卷二百十《藩镇传·序》）。他们“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新唐书》卷五十《兵志》），一方“日治兵缮垒，天子不能绳以法”（《新唐书》卷五十一《食货志》一），他方“朝廷或完一城，增一兵，辄有怨言，以为猜贰，常为之罢役”（《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五唐代宗大历十二年）。即朝廷对于方镇只有宽忍，而方镇对于朝廷，则不许其有任何准备。朝廷力不能制，于是姑息愈甚，“王侯通爵，越禄受之，觐聘不来，几杖扶之，逆息虏胤，皇子嫔之”（《新唐书》卷二百十《藩镇传·序》）。然而贼夫贪心没有限界，“地益广，兵益强，僭拟益甚，侈心益昌”（同上）。“喜则连衡而叛上，怒则以力而相攻，及其甚，则起而弱王室”（《新唐书》卷六十四《方镇表·序》）。由此可知姑息政策只能苟安于一时，而结果又往往引起大乱于将来。
政治以“力”为基础，“力”又需“法”扶持之。姑息之政最初因为力不能制。到了有功而不敢赏，有罪而不敢罚，而如陆贽所说：
欲赏一有功，翻虑无功者反侧；欲罚一有罪，复虑同恶者忧虞。（《旧唐书》卷一百三十九《陆贽传》）
则“法”亦破坏了。法纪荡然，当然是藩臣叛上，继之而发生者将校横行，又继而发生者士卒骄恣。将校横行开始于肃宗乾元元年以侯希逸为平卢节度使《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唐肃宗乾元元年：“平卢节度使王玄志薨，上遣中使往抚将士，且就察军中所欲立者，授以旌节。高丽人李怀玉为裨将，杀玄志之子，推侯希逸为平卢军使。希逸之母怀玉姑也，故怀玉立之。朝廷因以希逸为节度使，节度使由军士废立自此始。”。德宗贞元以后，“藩臣缺，必取本军所喜戴者授之”（《新唐书》卷一百四十一《卢从史传》）。朝廷既然放弃用人之权，择将校所喜戴者授以节度使之职，则有野心的人不能不怡颜悦色，讨好将校。于是前此帅臣主政，而将校感其噢咻之恩，乐为之死，现在则将校擅权，而主帅之生死去留一系其手。河东诸将杀邓景山，而请任命辛云京为河东节度使（《通鉴》卷二百二十二唐肃宗宝应元年），成德军将吏诛田弘正，而请任命王廷凑为成德军节度使（《新唐书》卷一百四十二《王廷凑传》），即其例也。
第二部分 玉帝永保至尊的地位第8节 太白金星的姑息政策（2）
将校横行，浸假士卒也骄恣起来，因为将校欲奋取主帅的位任，不能不结士卒，以为爪牙之用，而又虑士卒之以助己者助人，患生于肘腋之间，遂不敢制以威令，只能厚其恩施。最初尚是将校收买士卒，以便实行其逐帅自立之计例如魏博节度使田永嗣将死，顾诸子弱，乃命从子悦知节度事，令诸子佐之。悦使绪主牙军，绪率数十人手刺悦，下令军中曰：“我先王子，能立我者赏。”众乃共推绪为留后，诏即拜绪节度使。（《新唐书》卷二百十四田悦、田绪传）。其次，士卒便于旧帅死时，自择新帅，号为留后，以邀命于朝廷例如魏博节度使田绪暴卒，子三人，季安最幼，年才十五，军人推为留后，朝廷因授魏博节度使。（《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一《田季安传》）。最后士卒又撼逐主帅，选择一位傀儡，立之为节度使例如田布为魏博节度使，自引决，军情嚣然。史宪诚为中军都知兵马使，诸军即拥而归魏，共立为帅，国家因而命之。大和三年六月二十六日，夜为军众所害。军众害史宪诚，连声而呼曰：“得衙内都知兵马使何端公（何进滔）知留后，则三军安矣！”推而立之，朝廷因授进滔魏博节度使。（《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一史宪诚、何进滔传）。各地士卒以魏博牙军最为骄悍，士卒也同主帅一样，世袭其职，父子姻党盘踞军中，成为一种封建势力，主帅稍不留意，举族有被害之虞，时人以魏府牙军比之长安天子（《新唐书》卷二百十《罗绍威传》）。汴州士卒亦甚骄恣，多逐杀主帅，以利剽劫（《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五《刘玄佐传》）。主帅力不能制，或“置腹心之士，幕于公庭庑下，挟弓执剑以备之”（《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五唐德宗贞元十二年）；或屈身取媚，以求士卒的欢心，“至与之杂坐饮酒，把臂拊背，或为之执板唱歌”（《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唐懿宗咸通三年），其欲峻法以绳骄兵者，往往不旋踵反为骄兵所杀例如陆长源为宣武军司马，初欲峻法绳骄兵，为节度使董晋所持，不克行。晋卒，长源总留后事，大言曰：“将士久慢，吾且以法治之。”举军大怒，军乱，杀长源，食其肉，放火大掠。（《新唐书》卷一百五十一《陆长源传》）。秦汉以来，有叛将，无叛兵，至唐中叶以后，方镇兵变比比皆是。推原其故，姑息政策实为厉阶。朝廷畏藩臣之生事，用姑息以羁维之；藩臣惧将校之反戈，用姑息以安抚之；将校恐士卒之叛变，用姑息以取媚之。而其结果，兵愈骄，将愈悍，藩臣亦愈跋扈。
到了五代，此风更炽。五代之世，丧乱相承，七十余年之中，易代五次，朝为藩臣，暮为天子。安重荣说：“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旧五代史》卷九十八《安重荣传》）这和孙行者所说：“强者为尊该让我。”（第七回）同出一辙。兵强马壮者得为天子，而在佣兵制度之下，一般士卒均预备卖给出价最高的人，因之谁赏赉最厚，谁就得兵强马壮。朱瑄悬金帛以诱朱全忠之兵，“诸军贪其厚利，私遁者甚众”（《旧五代史》卷十三《朱瑄传》），其一例也。帝位用金帛买来，所以要维持帝位，不能吝惜金帛，唐庄宗不能平李嗣源之乱，就是因为不听宰相卢革之言，出内府金帛，优给将士。到了形势危急，急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