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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蒙古语言文字的变化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民族虽然限于地理环境而于第一个千年内发展缓慢，但是当成吉思汗时代走向强大后，并不拒绝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并融会贯通，以为己用，保持并提升了自己的文明程度。故而，言其野蛮是一种教师爷式的不负责任的说法，对正确认识民族史和民族文化毫无裨益，宜批驳之、杜绝之。
二（2）
（3）畏兀儿文体与巴思巴文体之文献
在成吉思汗命令创立畏兀儿文体的65年之后（即纪元1269年），他的孙子元世祖忽必烈命令来自西藏高僧巴思巴创造了一种新文字，也就是传名后世的巴思巴蒙古文，或称蒙古新字。不久，又下旨严令称“国字”、“译写一切文字”。自此，畏兀儿文字不再是元朝的官方文字。但是，这种文字却并未失去其自身的活力，继续在元朝民间和四大汗国内流传使用着。从道布编纂的《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汇编》（民族出版社，1983）之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许多现存的该文字文献。现列举若干于下：
①《阿八哈汗赐教皇使节书券》，为伊尔汗国阿巴哈汗（纪元1265－1282年间在位）于1267年或1279年（根据文献本身所注之“兔儿年”推算）赐予罗马教皇使节的证书。现存于梵蒂冈教廷档案馆内。全文共16行。发现于1921年。
②《阿鲁浑汗致法国国王书》，伊尔汗国阿鲁浑汗（纪元1284－1291年间在位）于1289年写给法国国王腓力普四世的书信，主题为商议割让耶路撒冷为条件，敦促以法国为主导的十字军联合伊尔汗国合攻埃及马木鲁克王朝的外交函。现藏于法国国家档案馆。
③《阿鲁浑汗致教皇书》，此为阿鲁浑汗于纪元1290年拒绝罗马教廷先后于1288年和1289年两次来信之中提出劝其皈依天主教的回书。此信现藏梵蒂冈教会档案馆，与《阿八哈汗赐教皇使节书券》同年发现，但已残缺不全。
④《合赞汗致教皇书》，伊尔汗国合赞汗（纪元1295－1304年在位）于纪元1302年致教皇波尼法修八世（BonifatiusⅧ）书信，继续建议联合出兵攻打埃及马木路克王朝。与前两份文件同于1921年被发现于梵蒂冈教廷档案馆。
⑤《完者都算端致美男子腓力普书》，伊尔汗国完者都算端（纪元1304－1316年在位）于1305年写给法王的国书，现藏于法国国家档案馆。
⑥蒙汉合壁《孝经》，这个木刻残本现藏于故宫博物院。蒙文译本由中书右丞孛罗帖木儿作。
⑦《入菩提行经疏》，为梵文《入菩提行经》的蒙文译本，纪元1299年由元朝文豪搠思吉熬节儿译注，1312年刊行。其残本现藏德国国家图书馆。
⑧《兴元阁碑》，纪元1346年建于哈剌和林城，现已毁坏。1892年—1918年，由俄罗斯与波兰学者发表其残文。
⑨《云南王藏经碑》，1340年在位之元朝云南王阿鲁立于昆明城西玉案山笻竹寺内。碑文共20行，上载云南王旨令以及建碑过程等诸杂事。
⑩《祖勒合儿乃词话》，十四世纪抄本，为古希腊历史名作《亚历山大传》的蒙文译本。现已残。
另外，纪元13世纪中叶之藏传佛教萨思迦派高僧功嘉监藏（纪元1182－1251年）所作的畏兀儿蒙文语法专著《心箍》。书中对这种蒙文的语法进行了整理，共得41个音节。又一说，该书为搠思吉斡节儿作。此人具体生卒年不祥，当为13世纪末至14世纪中人，蒙古化的畏兀儿人，曾任元仁宗的国师，英宗时亦受极高尊崇。其人学问渊博，尤精语言，通蒙、汉、梵、藏文，翻译过不少佛经，流传于蒙古人之中。他的《心箍》为蒙文总结出123个音节，定七元音，十七辅音。首次发现了蒙古文之中的元音与谐律，并订正了构词法和语音对应规律以及元、辅音发音部位与方法，总结为“空、气、水、火、土”五行规律，与现代发音法的“喉、唇、舌、齿”音的分类方法相近似，是相当先进的语法读音规范。其书原本已不存，但是在18世纪人丹津达格巴的语法名著《心箍注疏。虚空宝》之中留存了下来。
代替畏兀儿蒙古文而出现的巴思巴文，是因元朝统一中国的历史潮流应运而生的一种新文字。创造者巴思巴，名为罗追坚赞，生于纪元1235年，卒于1280年，与其叔父功嘉监藏同为佛教萨思迦派高僧。巴思巴之意为“圣者”，早慧，七岁即能诵经十万言，且通晓大意，吐蕃号之为“圣童”。及长，学富五明（内明、因明、声明、医方明、工巧明），因此得到“班弥怛”的称号。纪元1244年随叔父功嘉监藏至中原，立时轰动元之朝野，1253年受忽必烈延聘至潜邸，倍受尊崇。1269年奉已继任大汗的忽必烈之命创新文字，系利用梵藏文字母所创立，故而又称“方体字”。
关于巴思巴蒙古文的字母数量，有35、36、37、42、46、51、56等十余种说法，41字说出自《元史。释老》，元末人盛熙纷著《法书考》和明初陶宗仪《书史会要》。56字说则来自照那斯图和杨耐思等人的研究，认为41字为基本字母数，另有记录其他语言的增补符号，合计56字。有8元音，34辅音。词首与词中、末则变化繁复，虽较之畏兀儿蒙古文更为准确，却也有繁琐之嫌。故而虽为官方钦定文字，却不及畏兀儿蒙古文的流传更广，尤其是岭北行省和金帐、伊尔两汗国的蒙古主流社会之中，更不曾真正使用过。仅仅限于元朝廷官方文件书信之上，因而其文献流传至今者不过40余件而已（照那思图编《巴思巴字及蒙古文献Ⅱ。文献汇要》，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研究所，1991）。该书按照文献类型，分为圣旨18件、懿旨2件、令旨3件、法旨1件、石壁经文1件、牌符4件、图书2件、禁约榜十余件。
这种文字随着元朝灭亡后，蒙古贵族退出中原而失去了其根植的土壤，最终走向没落，但并未完全消失。在北元朝廷的官方玺绶中依旧被采用，直至1580年左右的一些官方碑文之中，亦有采用者。但是，终究未能得到大部分蒙古族人的认同，最终化为历史的残象。
二（3）
3。文学
生存于苍茫天地之间，搏击于烈风暴雪之前，穿梭于金戈铁马之阵，流转于水泽草木之侧。每一朵花的开谢，每一点绿的起伏，都为蒙古民族提供了创作的灵感和的不饰雕琢的天然风致。即使岁月的磨灭，历史的沿革使其早期文学的原貌已斑驳难辨，但是凭借一些流传下来的资料，仍可依稀认其灿烂的往昔。
（1）早期神话、寓言、传说
勿庸置疑，神话是一切文学的鼻祖，通常产生于氏族公社中晚期。由于当时尚无修辞技巧与文体规则，因而此类作品多以白描式的语言来表述事件和人物，然则惟有如此，方显“天然去雕饰”的原始之美。但是，其中的拟人化、夸张、渲染等手段却决不逊于现代文学。即使其情节、内容多属鬼神志异、荒诞不经之语，但亦足以从中寻觅到人类早期思想形成与发展的脉络。
做为拥有独特文化的民族，蒙古人的神话、寓言与传说也是一套相当完备并独具特色的文学与叙事体系。它们大多是以心口相授的方式流传下来，其内容所涉及的社会与自然层面也相当广泛。上至星天变幻，下至世界创造，四季轮回，万物起源无不函概其中。
首先，让我们看看不同民族所共有的创世纪，在蒙古神话之中是怎样的面貌：
“原初本无陆地，是一望无际的原海，当须弥。勃儿罕降临水面之际，见有二鸟，神遂与之言：‘水鸟啊，去深水中取土吧，以喙衔出黑泥，以爪抓取红泥。’神将这些泥土遍撒水中，陆地就这样形成了。同时，上面生长了美丽、茂盛的植物。”（见《萨满教》，田中克彦日译本，P32）
人类的第一次思考，永远会以自身所依存的大地为目标，究其起源，探其根本是必然的行为。诚然，上古时代的人类不具备科学的认知观，因此自然而然地将其归功于想象之中全知全能之神。就这一点而言，无论是“文明民族”还是所谓的“蛮族”都有着共通的成长阶段。
下面再看一则关于“火的发明”的蒙古族神话：
“据说，人类最初是不会用火的。是一只刺猬发明了取火的方法。一日，它准备传授给人类，可是人们却不相信它，并且加以无理的嘲笑。刺猬受辱，又是气恼又是伤心，于是回到家里向妻子诉苦。此时，身为天神使者的鹰恰巧听到了这番话，立刻回去禀告天神。天神就亲自出面，将取火术传给了人类。从此，人类才开始使用火。”（见前引书，P208）
火是人类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