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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死也会冻死”，“将来真悔之无及”，要红1、3军团“速 归”，共同“南下首先赤化四川”。
张国焘亲自拟定好电文后，拿给朱德签阅。朱德一看电文，气得把这份电报扔在地上， 断然拒绝在电报上签字。
“你不签，我也照样发。”张国焘仍是把这份电报发给了林彪和彭德怀。
林彪和彭德怀接电后，立即将这个电报送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半天没说上话来，他的心情沉重到了极点，似是无意又有意地说道：“难道真的 不可挽回了。我们的团结工作没有做好。张国焘的错误是严重的，红军如此大分裂是个悲 剧。但一个巴掌拍不响，中央都有责任，我也有责任。”
对于两军合后又分的原因，张国焘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曾经这样解释：“民国二十四年 （1935年）夏毛泽东领导之一方面军与本人所领导之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时，当时曾发 生不同意见，毛泽东等估计长征是胜利，主张应北出陕西，形成川陕甘根据地，重建所谓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本人彼时估计长征是失败，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前途早成过去，吾 人应在川西和西康地区域或甘肃西北部之甘凉肃一带，首先求得与中央军休战，再图举国一 致抗日方针之实现，因为两种主张未能一致，遂至形成中共之分裂。”
张国焘的自我解释没有提及他的“逼宫”要权，这当然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如果像他所 说仅是一种政见不同，即使吵得天昏地暗，毛泽东也是不会如临大敌，被逼得深夜出走。
历史对此早有公论。
毛泽东与张国焘自夹金山下抚边小镇的握手拥抱，到了这大草地中便彻底决裂。两个人 背道而驰，毛泽东向北，张国焘向南，但他们红色的旗帜下仍各自聚集着同歌“英特纳雄耐 尔就一定要实现”的人们。
此时此刻，毛泽东和张国焘两个人的心情是截然不同的。要说也是怪事，脱离险境的毛 泽东没有一点胜利喜悦，而本是从此走上政治生涯下坡路的张国焘却在这时兴高采烈。张国 焘由噶曲河岸边返身率红军总部回到阿坝，大有要举行一次庆功会的架势。
在阿坝，张国焘受到红9军的欢迎。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参谋长除伯钧专门来到 张国焘的住处表示迎接，并听取指示。张国焘谈起了红一、红四方面军之间的纠纷，说： “这个毛泽东是拿中央压人，我是无论如何不能咽下这口气。结果呢，听说他们单独向北逃 跑了，我也没有说什么呀，就把他们吓跑了，真是胆小如鼠，还吹牛自喻是小毛奇呢。”
孙军长、陈政委也随声附和道：“就是嘛，我们为什么非要同他们一道北上呢？他们那 么多伤病员，行军打仗，还得要我们掩护，那不就把我们拖垮了吗？”
“谁有军队，谁有实力，谁就有发言权，谁就应说了算！”
黄超插话说。
“中央可不重视我的意见呀！”张国焘叹息道。
“中央为什么不重视我们的不满呼声？中央应该清楚，张主席您是政治局的一员，领导 着我们8万红色战士。不重视张主席的意见是不行的！”还是黄超的声音。
坐在一边的陈参谋长却坐不住了，因为他是从红一方面军新调来的，听别人贬低中央和 红一方面军就心中很不是滋味，他深为张国焘等人暴露无遗的宗派思想和过火态度表示愤 慨，当场就与黄超等人争吵起来。
在这种场合下，可想而知，陈伯钧是有理也难争辩的。
晚饭后，耿直的陈伯钧当即给张国焘写信，要求当面谈话，发表自己对红一、红四方面 军会合后一切纠纷问题的不同看法。张国焘接信后表示明天上午即可见面交谈。
这天晚上，孙玉清军长集合团以上干部讨论工作，未讨论前，即按照张国焘的布置，先 将目前的各种纠纷和党内斗争问题，向与会者大肆宣扬一番，讲道：“中央有人说我们南下 是麻雀钻阴沟，我就不信南下会是他们说的那个样子。今天，张主席告诉我一个好消息， 毛、周、张等人在前天晚上，让国民党的势力吓破了胆，竟然向北逃跑了。”
会场上传出哄笑声。
一夜难以入眠的陈伯钧打开日记本，洒泪写道：“是夜静思，痛彻肺腑，以致暗泣，有 生以来，伤心事，莫过于斯。”
次日上午，陈伯钧见到了张国焘，说到痛切处，慷慨陈词：“我深感部分同志观点之不 正确，立场之不对头，无中生有，言之无度，互相猜忌，隔膜日深！既不坦白承认错误，又 不以快刀斩乱麻手段，迅速解决各种纠纷，假敌人以间隙，置自身于危局！血性男儿，忠勇 同志，闻听之下，能不为之痛心疾首？所以，我要求总政委采取有效手段立即解决这些问 题，以挽转危局，匡扶革命。”
张国焘说道：“这其中尚有很多隐情，中央政治局也有很多争论没有彻底解决，总部机 关也一样。若要彻底解决问题，必须自上而下的予以纠正。但现在相隔太远，还不能及时办 到。”
“可党内斗争是党内斗争，行政系统是行政系统，应该分开，党中央的事，红军中的党 员当然可以提出意见，但在未解决前，决不容许随便胡闹，破坏红军，分离团结！行政组织 上仍须按照红军组织系统，执行权力，下级对上级也必须逐级绝对服从，这样才有利于解决 问题，也才是党内斗争的正当方法。要不然，纠纷日深，团结日乖，对革命损失很大！”
“你提的意见很对，我一定好好考虑，对有些同志提出严肃批评。”张国焘打圆场说。
陈伯钧回到了军部，周围不利于团结的话仍然充盈耳中，而且越来越盛。军长和政委的 态度显然对陈伯钧不利。陈伯钧决定请求调离红9军，以避免冲突。一天下午，他去找朱德 和张国焘，但都未找到，却见到了刘伯承。他俩详谈了一切问题，刘伯承表示同意陈伯钧的 意见，并提醒说：“伯钧同志，斗争可要注意方法呀！不要以为张国焘只是闹分裂，不会伤 人，张国焘是要杀人的！”
晚饭后，陈伯钧写出了给朱德和张国焘的请求调换工作的信。
军部会议室内，声讨中央“逃跑”的大会又在召开，竟也是群情激昂。
心中憋了一肚子火的陈伯钧在一边听着，这时已经没有了前两日的激动，一则是他经过 这么几天的痛苦思索，也想通了，想明白了，并决心调出红9军；二则是朱德、刘伯承都在 暗中给他捎了话：遇事一定要镇静，冷静。所以，他现在听到那些专向中央和红一方面军泼 污水的话语，也就置若罔闻，坐在那里考虑其它的事情。
接连两天，陈伯钧又三番五次找张国焘，请求调离工作。但张国焘这几天却是忙得很， 陈伯钧也就仍是一遍遍的向总部跑。9月13日，陈伯钧总算见到了张国焘，但在总部，他 也遭到了多人的围攻。陈伯钧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晚又去总部请求解决我的问题，后王 树声等同志向我提出很多问题与我进行斗争，如，此次中政局，1、3军北进问题，第5次 ”围剿“及突围问题，提拔工农干部问题，目前中央领导的改造问题等，当时我均有答复。 不过，对重组中央问题，尚须思考，不能随便。最后总政委意见，决暂调我到总部休息，待 斗争解决，我的态度表明后，再分配适当工作。”
9月14日，陈伯钧在日记中把这一天标记为“受辱之日”，他写道：“午间，准备东 西。午后，得孙军长及总部来信，调我至总部工作，但9军东西应还9军。当即将原9军之 马两匹交下。继之如狼似虎的一些传令兵，汹汹然要这要那，并声言奉命不准我带一点东 西，只许只身去总部。当面交涉无效。写信给孙军长，回答找不着人。最后竟动手强搬东 西，强拉所有马匹，由5军带来的马匹亦被没收。我当时实在难处，只好愤然舍弃所有东西 人员，去总部请示办法。黄昏前后，才由总部去信将一些东西人员要回，但望远镜被抢去， 骡子也被换了！慨自参加革命以来，算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事。若说真正革命的同志，其何 以出此？若说政见不同，需要斗争，亦断不能采取如此卑劣手段！老实说，共产党人是一切 外力和压迫所不能屈服的！”
陈伯钧作为一个军的参谋长，在两个方面军公开分裂之后受到了如此歧视和非礼待遇。 朱德和刘伯承闻知，也感到无可奈何，因为在红四方面军一手遮天的张国焘是得罪不起的。 一场政治大风暴正向上至朱德、刘伯承，下到红一方面军留在南下红军队伍中的干部和战士 们身上袭来。
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了。两大主力红军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