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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次：
“如果共产党要你呢？ ”
“那绝不会，不可能的事。”
再下一次李纯青告诉他，有人正式邀请他参加新政协会议，当他得知 是毛泽东邀请他时，他有点惊讶，沉默了许久，似乎不太相信。期间，从 美国回来的杨刚以中共“使者”的身分和他有过多次彻夜长谈，杨刚再三 承诺《大公报》四馆不易名、不换人，按原样出版，他动心了。最后他对 李纯青表示：“甚愿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包括我本人和我所能代表的《大
公报》。”（凌宇：《沈从文传》3补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五
i949年春天，当钱穆谢绝荣氏集团中人的挽留，与同事、哲学家唐 君毅一起告別江南大学，接受广州私立华侨大学之聘南下时，江南已风雨 飘摇，百万雄师正在长江北岸枕戈待旦。作为历史学家、信奉传统文化的 旧式读书人，钱穆已嗅到了那种让他难以接受的空气。“余念于人事素疏； 上下无交际，一旦战氛渡江，脱身非易，不如借此暂避，以免临时惶迫。” 这和当时许多人的看法是有距离的，“是当时人亦知政局可急切转移，惯 于生活在日军占领时之沦陷区，意谓此乃国内政权相争，更无逃避必要，故言 之安祥如是也。”（王芝琢：《一代报人王芸生》W丨一丨82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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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他对国民党的统治也不是没有看法的，他曾说？？ “其实抗战八 年，留在沦陷区者，惶恐困厄，与逃避后方等，初无大异。及胜利回都， 沦陷区乃如被征服地，再教育之呼声，甚嚣尘上，使沦陷区人民心滋不安。 又以金圆券市价朝夕变动，生活无瞬息之安。乃于此翻天覆地之事，转若 熟视无睹，亦良可喟叹也。”（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275页，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I〃8年版）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呵，连钱穆都对国民党的腐 败“恨其不争”。但他毕竟还是与这个政权在情感上更接近些，当上海即 将易手时，国民党政府早已迁至广州，弃数十年老巢而去的“山西王”阎 锡山时为行政院长，一次邀请一批党外人士座谈，主要是追随国民党的两 个小党派青年党、民社党的成员，以大学教授资格被邀请的只有钱穆一 人，他即席发言：
“当抗战时，军队占最前线，政府居中指挥，教育界知识分子在最后 方，惟受蔽护。今日形势已非，前线军队在崩溃中，恐不可恃。政府远退 在此，知识分子教育界可以人自为战，深入民间，当转上第一线。俟人心 有定向，国事庶可挽回，政局可重建基础，然后军事始再可振作。”他说 自己的意思只是希望存亡危急中国民党政权“多方注意国内知识分子，至 少在当时负群望为众情所归者，须及时多联络，设一妥善之安排。”（钱穆： 《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274页）可惜无人理踩，不过是天真的书生放一番空 言罢了，不过我们从中却不难看出钱穆之所以离开大陆、。到香港办学的端 倪来。
他在香港办新亚书院多年，曾邀请吴宓来，也曾多次促陈寅恪来，都 被谢绝。他在“师友杂忆”中提起那时熊十力无意离开大陆，梁漱溟、杨 树达等都不愿出走时，不无感慨如此之类，难于缕举”。
“根株浮沧海”的痛苦只有每个人自己咀嚼，胡适在离开大陆前之所 以反复吟诵陶渊明的《拟古》诗第九首。1948年的最后一天，他与傅斯年 两人在长江边喝酒，也是一边背诵这首诗，一边禁不住泣下。“枝条始欲茂， 忽值山河改”，雷震认为“正为国民党今日处境之写照”。实际上恐怕没那么 简单，对胡适他们而言，哀伤的首先不是国民党这个政权的败亡，而是他们 热切向往_进变革之路的中断，他们深感以和平方式播撒文明的种子、推 动社会进步的一切努力即将付之流水。对国民党他们也有一肚子的不满，从 抗战时期到1947年，傅斯年对权势显赫的孔、宋家族都有过激烈的抨击，
胡适像
胡适在离幵大陆前反复吟涌陶渊明的 《似古》诗第九苜。
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对 新政权充满了真诚的期待， 感到“中国人从此站起来 了”，可以洗刷鸦片战争以 来的百年耻辱，赢得民族独 立，实现国家统一，走向经 济富强。张元济的这一心态 很强烈。1949年10月1日， 在亲历天安门广场的盛典之 后，他百感交集，提笔给毛 泽东写信，并送林则徐的 《林文忠政书》一套：
“昨日会推元首，我公
写下了一系列震慑一时的檄文，因此而被誉为“傅大炮”。胡适从《新月》 时代以来对国民党也多有批评，一度关系紧张。他们为代表的自由知识群虽 也有入阁做官的，但总体上并没有依附于国民党这个体制。他们的主要角色 还是知识分子，他们的主要兴趣还是学术工作，是办大学，办刊物，是从文 化上担负起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尽管胡适在1949年的转折关头再次踏上 抗战时走过的赴美游说之路，并说过“在道义上站在蒋一边”这样的话，但 他不愿从政做官这一点没有什么改变，这可不仅仅是珍惜自己的羽毛。其中 固然有他个人性情、趣味、学养、经历等方面的因素，也有他对知识分子应 始终与政治保持距离的清醒认识有关。1949年3月7日，他看到石涛画册自 题：“不识乾坤老，青青天外山”，曾感叹“遗民不肯抛弃希望的心事”。在 他流亡美国的日子里，他是否也有类似的心事？他的所有哀伤都包含在陶渊 明的诗和石涛的画里，但他的哀伤又岂是生活在古代的陶渊明、石涛所能体 会的。‘‘根株浮沧海”，“青青天外山”，在胡适的后半生，这样的哀伤几乎一 直在他的心头萦回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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楽膺之选，为吾人得人庆也。英伦三岛昔以雅＇鸦＇片强迫售我，林文忠焚毁， 乃愿辄于半途，酿成辛丑条约之惨。桎梏百年，贫弱日甚，后虽设禁，终 多粉饰。我公发愤为雄，力图自强，必能继前贤，铲此毒，一雪此奇耻。”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275 — 276页）
作为一位经历了近代以来风风雨雨的知识分子，张元济心中永难忘记 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之耻，民族独立与尊严始终是他解不开的一个情结。 梁漱溟这位有“最后一位儒家”之誉的践行型知识分子，他自称“问题中 人”，前半生一直都在为寻找解决旧中国问题的答案而苦苦求索。他从来 没有想过要离开中国，“虽有人来请我去香港，但我主意已定，不论国共 两党胜负如何，我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并自问为中国的前途操过心、 出过力的炎黄子孙，有什么理由跑到香港去呢？ ”（《张元济书礼（增订本）》 269页，商务印书馆I〃7年版）他不相信武力能实现统一中国的愿望，所以一 再地呼吁和平，直到1949年上半年，他还几次撰文敬告国、共双方。在 《敬告中国共产党#文中他指出：
“我再恳切地说两句要审慎的话：第一我要说，如果用武力打下去，我 不否认有在一年内统一全中国之可能。但到那时却既没有‘联合' 也没有 ‘民主’。虽然中共在主观亦许无意于不要联合，不要民主，而其事实结果则
我更进一层说，不要联合，不要民主，而真能统一稳定下去，如像布尔什维
克之在苏联那样，我并不不欢迎——我欢迎。不过我担保不会稳定，即统一 必不久。”（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丨0页，湖南出版社丨9肋年版）
但当他目睹共产党以武力完成了大一统的结局后，他是由衷的佩服。 他本来准备在重庆隐居不出，可经不住毛泽东、周恩来他们的盛情相邀， 也终于束装北上了。他对共产党的钦服是真诚的，这不仅从他建国之初写 的《中国建国之路》可以看出，他首先列举了共产党的三大贡献：一是全 国统一，国权树立；二是引入了几千来所缺乏的团体生活；三是“透出了 人心”。从他1951年写给林伯渠的信中也可以看出：“今后政治上将一切听
从中共领导，并且听从中共朋友对我个人的安排。”（《梁漱漠全集》第六卷805
一 806页，山东人民出版社】989年版）
这位极为自信的“问题中人”前半生致力于乡村建设事业，为国事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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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呼号，耿耿以中国文化续命为念。1951年10月5日他在《光明日报》发 表《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袒露心迹：“我过去虽对于共产党的朋友 有好感，乃至在政治上行动有配合，但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