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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地狱-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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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了292人,其中68人被送到伪高等法院判刑。    
    “西南治安肃正”中,日本帝国主义采取的是军、警、宪、特、行、政、司法、协和会等机构联合镇压的办法。伪锦州高等检察厅和高等法院配合讨伐,在热河很多地方设立了“临时特别治安庭”,对逮捕的抗日军民随时起诉,随时开庭,一审判决。当时,伪锦州高等法院在讨伐最残酷的青龙、宽城、喜峰口、平泉、半壁山、鹰手营子等地,都开设过“临时特别治安庭”,审判后将判处死刑的人,随时交给当地日本宪兵就地屠杀。    
    “西南治安肃正”中,日本法西斯为彻底割断人民群众和八路军的血肉联系,疯狂地推行了“集团部落”政策,热河的广大地区被划成“无人区”,严禁老百姓进入。1943年以后,承德宪兵队还编成了宪兵游击队,在长城两侧的“无人区”进行游动搜捕,发现有人脱离“集团部落”进入“无人区”活动,就当即杀死。下面是日本和歌县人岛津酉二郎于1954年8月16日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一段供述,他1942年来到中国,1943年时是承德宪兵队所属长岛玉次郎部下的第一宪兵游击队宪兵伍长,他说:“1943年11月15日,我们长岛游击队第一小队在河北省密云县兵马营西北方活动,逮捕了1名被怀疑是八路军联络员的行商,我对其进行了审问。该商闭口不答,小野曹长当即命令我等7人对其刑讯拷打,我将这名行商打倒后,用他自带的扁担压在他脖子上,用脚踩着两头,一直把这个人压死。”    
    “1944年2月20日,我们在密云县东南地区活动,夜12点左右,见有一农民在耕田,长岛队长认为此人在夜间耕田稀奇,可能是八路军的联络员,故命令将其逮捕杀死,当我持刀去砍杀时,该人已被别人砍倒,正在痛苦挣扎,我又连砍了几刀,将该人杀死。”    
    “1945年6月,我们在遵化县马兰峪南搜索时,发现了一对新婚夫妇。我指挥部下将他们逮捕,先打成半死状态,然后将男的拉到田中用军刀杀死,女的交给新兵练刺杀。但女的用手抓住刺刀不放,新兵不能刺中。于是,我上前将这个女人摔倒,用军刀砍了她的脖子,将她斩杀。”    
    在这个宪兵头目血淋淋的供述中,就可想而知宪兵在热河地区的残忍凶暴。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夕,按计划承德宪兵队和特务机关要被改编成关东军第3特别警备队第6大队,准备配合关东军第四方面军阻击从外蒙和中苏西部国境进入东北的苏联红军,为关东军主力撤至通化、朝鲜一线后,在苏军占领地开展游击战。但由于苏军迅速进入东北,承德宪兵队还未来得及改编完,就随日本投降而被解除了武装。


第一部分:热河的血泪仓夷—“无人区”日军在承德街的屠杀罪行(1)

    二    
    水泉沟万人坑的形成,有其地理位置的因素,尤其与日本侵略者残酷镇压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直接相关。当时的伪热河省,南部以长城为界,与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及北平市为邻;西边与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所辖的察南自治政府接壤;东跟伪锦州省挨肩,本土属伪满洲国的西南边疆国防省。地形特征是丘陵构成的山地,其中有雾灵山、五指山、都山等大山区,这些为不愿做亡国奴的爱国军民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根据地,提供了很有利的自然地理条件。在战略地位上,承德地区既是日本侵略者巩固满洲、妄图称霸亚洲的后方基地,又处于共产党、八路军决心开辟的冀热辽抗日根据地区域。这个被敌对双方在政治上、军事上奋力争夺的地区,常常处于拉锯状态,这就产生了许多与其他地方不同的特殊情况。兵家相争,既争地盘,又争在日伪严密统治下的老百姓,这一特殊情况既鲜明地表现出冀热辽抗日根据地形成的艰难,又说明了承德万人坑的成因。    
    1933年初,日伪军就开始在热河“讨伐”抗日武装。    
    1934年秋冬两季,在热河省进行了1190次“讨伐”,打死民众抗日志士1452人,俘获民众抗日军2579人,带到承德监狱238人,其中一部分被杀后将尸体扔到水泉沟老阳坡。    
    伪满洲国民政部康德三年(1935年)第二次统计年报(仅统计当年)记载热河省“讨伐”民众抗日军2245次,俘获入狱人数2347人。    
    1936年度,伪热河省军警“讨伐”反满抗日事件2940余次,俘获人员4414名。    
    1937年2月在凌南县“讨伐”“抗日救国军”射杀司令李树桢等7名,俘获4名。同一年度中,在伪锦州省内“讨伐”抗日游击队俘获2412人,杀死135人。以上两省指伪热河省、锦州省。讨伐共俘获7060人,杀害157人,其中119人被杀害在承德。    
    1937年8月18日至29日,锦州日本宪兵队特高课长须乡季三率宪兵和警察奔义县,将事先探明在王凤林家开会的东北暂编仁义军总司令张广田等97名干部一齐“逮捕”。军长王凤林因当时受刑,心脏麻痹死去。11月11日,将总司令张广田,第一地区司令官、军需处长张文波,军医处长王子权,旅长张香甫、曹庆洪、刘子权、孟广忠及旅秘书处长佟吉祥等人送交承德第五军管区军法处,杀害在承德街水泉沟。    
    1937年至1938年春,日本承德宪兵队率领热河省警察讨伐队先后5次到上板城一带“讨伐”,俘获140多名抗日爱国者,在承德监狱押些日子之后分批拉到水泉沟杀害。    
    1938年10月中旬冀东大暴动受挫后,暴动队伍随八路军第四纵队向平西转移途中,一部分人在遵化县南部宫里遭到进关的热河日伪军讨伐队包围,在战斗中,有300多名暴动队员被俘获,押到遵化县城第一中学,然后用绳子捆着,装上汽车,用喷雾器喷洒药,使人昏迷,上面罩上网子和炕席,运到承德,杀害一部分,狱中折磨死大部分,没有生还者。同年11月29日,驻喜峰口日伪军200多人外出“讨伐”,包围迁安县苇子峪村,在战斗中将中共迁安县县委委员、冀东抗日联军第一支队副支队长刘永丰及刘珍等多人俘获,转押承德监狱后杀害。    
    八路军第四纵队挺进热河时,第三十一大队派出政治处主任孔祥卿、参谋长陈坊仁带领刘德才连队袭击承德上板城火车站。当时八路军没有进承德街,而日本侵略者为了镇压热河人民反满抗日情绪,由日籍特务文履谦受命谎报侦探情况,制造了轰动伪满洲国的承德“救国勇士团”案。由日本承德宪兵队准尉板田毋雄为头子,抽调日本承德宪兵分队、承德警察厅、承德县警务科、伪满承德第五宪兵团、日本承德领事馆警察署人员组成特别搜查班,承德警察厅童瑞九当翻译,以搜捕剿灭中国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与共产党八路军勾结建立承德“救国勇士团”组织为由,于1938年(康德五年)11月17日进行大“逮捕”,将承德街比较有名望的人“逮捕”130多人,经过刑讯筛捕入狱104名;又从赤峰、建平、滦平、隆化等县“逮捕”同案犯押到承德200多人,在承德监狱折磨死37人。    
    1939年2月,日本承德宪兵分队长谷川少佐在承德县下板城一带“讨伐”,俘获中国抗日爱国者200余名,其中18人送承德监狱折磨死。同月,在古北口日本宪兵分队长斋藤中尉指挥下,于滦平县汤河口一带“讨伐”,俘获40余名抗日爱国者,当场用棍棒刑讯打死2名,10名送承德判死刑杀害,28名判有期徒刑。8月中旬,在斋藤中尉指挥下到滦平县汤河口东北方10公里一带地区“讨伐”,又俘获100余名抗日爱国者,在汤河口拘留所折磨死4名,送承德判死刑杀害20名,其余判5年以上徒刑。11月,由驻兴隆日军881部队组成的军警宪联合作战讨伐队,在长城一带“讨伐”,俘获中国抗日爱国者300余名,经上大挂棍棒殴打刑讯致死5名,砍2名,40名送承德判死刑杀害,160名判5年以上有期徒刑。同年冬季,驻丰宁日本宪兵派遣队带领军警联合讨伐队几百人将丰宁县西部国境天河立沟、千松台两个区30多个行政村包围,把两个区的抗日爱国武装和区村干部全部俘获,在当地杀死9人,押解承德70名,内中15人送去东北当劳工,其余在承德杀害。同年冬季,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洲军进关“讨伐”,把遵化县新立村包围,在战斗中将王玉田等25名民兵俘获,押到承德,在狱中折磨死。同年冬季,日本承德宪兵队带领讨伐队300多人去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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