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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个决定，在其广泛的战略方面以及对于有关俄国的外交政策方面，我个人负完全的责任。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资源处理得不当，我比谁的过失都大。如果我们今夜没有在缅甸和马来亚准备好巨大的现代空军和坦克，我比谁的责任都大。那么，我为什么要接受要求，找出替罪羊来，把责任推在将军们或者空军人员们或者海军人员们的身上呢？那么，我为什么要接受要求，把忠实可靠的同僚和朋友们赶出去，借以平息英国和澳大利亚新闻界某部分人士的叫嚷，或者借以抵消我们在马来亚和远东的败北以及我们还得在那里继续接受的惩罚呢？
我不得不使下议院受了几乎两小时的累。他们毫无热情地接受了他们听得到的一切。但是，我的印象是，他们听了这番议论，并非无动于衷。鉴于我所看到的情形即将来到，我想在讲话结束的时候，该把情况作最坏的估计，虽不使人绝望，亦不预作任何诺言。
我虽然感到胜利和解放有汹涌澎湃之势，会把我们和各国受苦难的人民平平安安地带到最终的目标去，但我必须承认，我觉得战争加在我身上的负担，比在1940年惊心动魄的夏天还要来得沉重。有那么多的战线已经开辟了，有那么多的薄弱的地方要去防卫，有那么多不能避免的祸难，还有那么多刺耳的声音，现在我们能够更坦白地谈谈战争的这些错综复杂情况了。因此，我觉得作为下议院的公仆，我有权利到这里来，请求大家不要对我施加压力，叫我违背良心和不顾较正确的判断，去行动，去找替罪羊，借以巩固我的地位；
请求大家不要对我施加压力，叫我去干那些哗众取宠于一时而终于无济于战争的事情来。恰恰相反，请求大家给我鼓励，给我援助。我从来不敢对将来作出预言。我坚持我原来的纲领：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这一切是我所曾经贡献的，过了五个月后，在这里面我又添加了“许多缺点、错误和失望”。但是，我看见了光明已从乌云后面闪现出来，在我们道路上越照越亮，正是因此，我在此刻壮大了胆量，要求下议院宣布一次信任，作为联合国家武库中一件新添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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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连续进行了3天。但是语气对于我显得出乎意外的友好。有的事下议院是无疑要去做的。战时内阁中以艾德礼先生为首的同僚们，大力地甚至于热烈地支持着政府的工作。
到了29日，我只好结束辩论。当时我担心得不到表决。我试图用激将法迫使批评我们的政论家们到投票走廊里来反对我们，同时，又不要得罪现在已经毫无反对意见的议员们。但是我所敢说的话，没有什么能刺激保守党、工党和自由党中心怀不满的人们去参加投票。在付表决的时候，独立工党对信任投票提出异议，幸而，该党占三个议席。两个需要去作点票员，因而结果是四百六十四票对一票。我感谢少数党领袖詹姆斯·马克斯顿，是他把这件事搞得非水落石出不可。新闻界的大事宣传，倒使表示慰问和庆祝的电报从各方面纷至沓来。白宫的美国朋友们表示得最为热烈。总统六十寿辰，我拍电致贺。他复电说：“跟您在同一个十年，妙极了。”但是新闻界中爱唠叨的人并非没有办法。他们见风使舵，敏捷得像松鼠一样。说什么要求投信任票是多么不必要呀！谁曾梦想要同联合政府挑战呢？我管这些话叫“刺耳的声音”，这不过是灾难临头的前兆而已。
首相致议会保守觉领袖 1942年1月31日
我为保守党投票成绩辉煌，而且两年来票数有增无已，向你祝贺。
我要写信给自由党领袖谈谈他们的投票。或许你要核阅一下，特将该函附上，如无异议，希即封寄。
丘吉尔先生致阿奇博尔德·辛克莱爵士 1942年1月31日
自由党在下议院投信任票时的情形，该请你注意一下，在二十个总人数中，六名弃权或缺席，只有十四名代表你党。这十四名中三名是大臣，就是你自己、约翰斯顿和富特。你们在贵族院中还有一位次官。这种情况，真是帆大船身小。保守党在本届政府执政期间的三次表决中既然分别投了二百五十二票、二百八十一票和三百零九票，我恐怕保守党会对于不支持政府的行为有所批评。
同时，《新闻纪事报》已成了评论得最尖锐的、常抱敌对态度的报纸之一，可惜还落在《曼彻斯特卫报》的堂皇但遵命行事的独立性之后。
我向你建议，这些情形需要你认真注意。你也知道，我从来不曾以议会中席次的多寡来衡量自由党的力量，然而，议席既已如此之少，那么依我看来，党就更有必要在信任它所正式郑重地决定参加和支持的政府的事项上，团结一致地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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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在辩论的过程中，没有发言，但在辩论进展时给我写了一封友好的信，说明在我所提的条件之下，他不能接受我请他担任军需大臣的建议。他说，要实行增产以副期望，最低限度，必须使军需大臣能在本部门中完全当家作主，成为战时内阁的一个成员，并在分配和决定优先重点方面负责。“从这一点上你可以看出，我觉得在所提的条件之下接受这项任务，是不妥当的，因为我感觉到我不能使这一岗位取得成功，而只能使你和公众都感到失望。我本来希望对于你所肩负的重担，或者能助一臂之力，但在经过最慎重和急切的考虑之后，我觉得不能不作出这个消极的结论，我是很抱歉的。”
我答复道：
1942年1月31日
我感到遗憾的是：你认为除非另有条件（而这些条件不是我的权力所能答应的），便不能帮我们的忙，担任军需部的重任。
以军需大臣为战时内阁的成员，是违反由生产大臣负主管军需品整个部门之责这一政策的，议院最近已经表示对这一政策坚定不移。这样做，也会进一步脱离小型战时内阁的原则；在现政府成立的时候和成立以后，舆论对这一点是十分强调的。我们已经从五位成员增加到八位；你如果把驻开罗的国务大臣计算在内，就有九位了。如果［·依·据·职·权］再加上军需大臣，那也就不可能把飞机生产大臣排除在外。如果这两个军需部门的长官列在战时内阁之内，那么也就有必要将它们所供应的作战部门的大臣级长官包括进去。这样一来，一个［小型］战时内阁和一位生产大臣的两个原则都遭受到破坏。我可以肯定，这一点无论下议院或公众都是不会赞成的①。
①“依据职权”字样是我2月9日给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的信中加上的。见第69页
你建议我可以时常和你会晤，那是一件乐事。我将随时准备接受你的友好的意见，尽管我过去所要求的是你能作出实际的帮助。也许有一天我总是能够得到的。
事情到这里搁下来了——但只是暂时的。
第五章 内阁的变动
政治上的日益紧张——比弗布鲁克勋爵的健康——我和他的关系——他出任了生产大臣——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的立场——新的权宜之计：下议院领袖——莫因勋爵离开殖民地事务部——2月里的灾难——政府中进一步的变动——比弗布鲁克勋爵2月17日的信——他辞职了——奥利弗·利特尔顿先生任生产大臣——新旧的战时内阁——其他大臣的变动——我们会议中的日常工作——我个人的地位——弗雷德里克·莫里斯爵士的来信——我蝉联国防大臣。
信任票不过给人以暂时的慰藉。大难即将临头，我至少已给了充分的警告。到2月间大难果然降临了。同时我觉察到政界中的紧张情况也在增长。有的要求“加强”政府。他们说，“新的血液”应该加进去。现成的、最值得注意的新的血液当然是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了。我极不愿意因受外力压迫而作出更动，在信任投票的辩论中，我曾为这件事用过一些强硬的言词。但是过了2月份，要成立生产部看来无论如何要有一次变更，这次变更应该具有内阁改组的性质。新闻部驻在世界许多地区的人员都报导了英国国内的政争会造成莫大的危害。明显得很，对于艰难的、麻烦的人事问题必须立即予以解决。另一方面，成立一个生产部，尽管必须采取温和的办法总比采用激烈的办法好，虽然采用激烈的办法也许是必要的。
当我组织生产部的计划接近完成的时候，比弗布鲁克勋爵的身体正迅速垮下去，我听到了很难过。他开始患严重的气喘症，往往整夜不眠，而只有睡眠才能治好。我从华盛顿回国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