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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有郭进，后有杨业，两员能打、敢打、会打的将领，居然都是死在自己人手里的！
另外，赵光义的运气实在不好，他面对的萧太后是女中豪杰，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耶律休哥、耶律斜轸都是当时最明亮的将星，宋将鲜有敌手。
岐沟关一战之后，耶律休哥威震宋朝，据说当时夜里小孩啼哭，只要大人说上一句：“耶律休哥来了！”小孩马上就不敢哭了。反观宋朝的将领，对辽的威慑力从来没有达到这个水平。
由武到文的彻底转变（1）
千秋功业，这几乎是所有皇帝的追求（除了少数混蛋到极点的皇帝），但是又有几个能够做到？
宋太宗赵光义虽有追求这个目标的愿望，却没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
两次北伐，他把赵匡胤精心训练的精兵折腾得精光，再也没有力量恢复幽云地区了。宋朝就此转向了全面防御，国策也走向了极度的“守内虚外”，并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没有了回头的机会。
大一统的天下格局，在宋朝永远成了一个梦幻。
其实，赵光义还是个很有才干的皇帝，他的悲剧在于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军事能力，总是试图在武功上超过赵匡胤，却只好一次又一次咽下失败的苦果。
他忘记了，赵匡胤是在战场上拼杀出来的皇帝，而自己一直留守京城，一直在扮演着看客的角色。当看客和当演员的感觉永远是不一样的。
赵光义的才华表现在文治上，就连开疆拓土采用的也是高压的政治手段，而非金戈铁马的军事杀伐。
他在即位的第二年，就大刀阔斧地把所有节度使兼领的支郡全部收归中央，彻底废除了节度使兼领支郡的制度，后来还干脆把三十多位节度使老爷调进京城养了起来，至此节度使完全没有了权力，成为一种荣誉性的虚衔。
赵光义最大的功绩，是在他的手中建立起一套完善的文官制度。
太平兴国二年（977）是赵光义时代开的第一次科举，录取人数远超赵匡胤时期，达五百余人，仅进士就有一百零九人。由此拉开了广开科举的序幕，终赵光义一朝，科举考试登第的有近万人之多。
通过科举，赵光义网罗了许多人才，太平兴国二年“龙飞榜”上的吕蒙正、张齐贤；太平兴国五年“龙虎榜”上的寇准、王旦等，都是一时英杰。这些人都是赵光义的“天子门生”，自然都全心维护赵光义的利益了。
科举制度的细化完善，就是在赵光义时期完成的。像试官亲属回避制、进士唱名赐第制、及第进士赐宴琼林苑制，以及现在高考还在使用的考生试卷封名制、试官封闭出题制，都是在此时出现的。
穿越历史的尘烟，我们在茫茫史海中发现，一千多年前的高考制度今天还在执行，不知道是该赞叹我们前人的智慧，还是该悲哀我们时代进步的缓慢。
赵光义时期不仅取士多，而且提升也快，只要进士及第，就可以直接授以京官，而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那时科举及第的人非常受人尊敬，宋人不像晋人讲究门第，但却很讲究“出身”（当然不是什么地主、富农、贫下中农之类的血统论“家庭出身”），进士及第的叫“有出身”，荫补的叫“无出身”，其他就是“杂出身”了。
进士出身的在升迁上最受看重，几乎可以一路绿灯地向上升。那个“龙飞榜”的状元吕蒙正，七年后就位至执政，十二年就拜相，说是坐火箭上升一点儿也不夸张（看人家吕蒙正，大学毕业十二年就当上了国家总理）。
科举及第在宋朝是最光荣的一件事，因此曾出现身有官职的人也去参加科举殿试，当然科举“镀金”以后的好处不言而喻。
大量科举取士的读书人进入官僚体系，在很短的时间里，宋朝上至中央下至郡县，衙门里坐着管事的都是读书人。赵光义一朝，九个宰相都是文官，这标志着文官政府的全面形成。
文官时代就这样降临了。
整个文官体系是精密的，不仅设有差遣院、三班院，专门负责任命差遣，使官、职、差遣制度化、规范化，还设有磨勘院负责官员的考察。赵光义将原属枢密院负责内外奏章收受和颁发的通进、银台二司，合并为通进银台司，直接对皇帝负责。管理财政的三司，有许多事务也由赵光义直接裁处。就这样，赵光义把文官政府的大权独揽在自己的手里。通过文官政府，他最终排除了武人执政，彻底消除了那种五代时期武人改朝换代的可能。
文官的尊崇导致了武将的贬值，再加上赵光义认为“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有意地抬高文臣的地位，就连边境州郡的长官也换去武将用文臣（赵匡胤时用的还是懂打仗的武将），后来高级军职也以文臣充任，以文臣来管理武将。
至此，五代时呼风唤雨、专横跋扈的武夫地位一落千丈。
然而，矫枉过正的结果就是关上了一道门，又打开了另一道门。自宋朝起，“好男不当兵”就广为流传，有国无防基本上是宋朝的写照，大宋的灭亡，与其说是来自外敌，不如说是来自自己放弃了抵抗的所谓“崇文”。
这个转变，使从黄帝擒杀凶悍的蚩尤，经大秦、强汉、盛唐流传下来的血性也被阉割，尚武精神的缺失使中国人个个都成了任人屠杀的“谦谦君子”，最终演变成“东亚病夫”！
其实赵光义是个小心眼儿，对武将不放心，对文臣也不是那么放心，他的统治时期，二十二年共有九任宰相，频繁换相就是不让其培养起自己的势力，防止皇权旁落。
赵光义晚年蜀地李顺起义造反，他委任参知政事赵昌言为川峡五十二州招安行营马步军都部署，让他领兵去征讨。赵昌言路过凤州，凤州知州寇准就给赵光义上了个密奏，说：“赵昌言平素就有很高的名望，再加上没有儿子留在京城，不能给他统率三军的大权。”
本来这个疑心是一点儿根据都没有，可赵光义居然“得疏大惊”，感慨道：“满朝廷没有一个忠臣，谁也没给我提这个醒，幸亏还有个寇准为国家着想。”就这样一句话，赵昌言不仅被收回了兵权，还被撤了副宰相，以工部侍郎的官职到凤翔府当地方官去了。
赵昌言是太平兴国三年的进士，是个“文思甚敏”的文臣，只因为没有儿子留在京城当人质，就惹得别人起了疑心，可见当时宋朝上上下下对“武”都得了过敏症，谁要是沾上了“武”就没好日子过。武将们也是满腹的委屈，那个曾在幽州城下解说螃蟹的曹翰，还真有些歪才，一天在赵光义面前赋诗，说“曾因国难披金甲，耻为家贫卖宝刀”，大发牢骚。
发牢骚也没有用，自第二次北伐失败以后，赵光义已经没有了尚武的勇气，再也不想舞刀弄枪，而是每天读书、写字、下棋，过上了风雅的文士生活。要不就是组织人编书，宋朝四大书中的三部《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都是在赵光义时编修完成的。
文官政府的建立无疑有利于国家的安定和建设，可宋朝当时外患严重，辽军时常骚扰边境，掠夺人口牲畜，过度的抑武无疑是危险的。因为宋辽军力对比，宋军本来就处于下风，面对辽国快速机动、冲击力极强的铁骑，堂堂大宋几乎毫无办法，无可奈何的赵光义只好采用了沧州刺史何承矩的建议，在西起保州（今河北保定）西北，东至泥沽海口，利用河渠湖泊，筑堤储水，营建方田，史称北宋“水长城”。
“水长城”的名字，深深地反映出中原王朝挥之不去的长城情结。长城，不仅是军事防线，更是一种精神、心理上的防线。
不过赵光义对边防的事一点儿也不热心了，他认为：“国家若无内患，必有外忧，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是边事，可以预先防备。而奸邪却难以觉察，若为内患，深为可怕。帝王合当用心于此。”赵光义把心思全放在了防止别人篡夺他的龙椅上，再不复当初雄心勃勃、气吞天下的锐气。
朝廷上的一些文臣也认为“朝廷上不安生，边境上就会有动荡；朝廷稳定了，边境自然就没事了”，并据此提出了“欲理外，先理内，内既理则外自安”的论调。既然失去了武力对抗的勇气，宋朝便采取了屯兵聚粮，坚守不战的原则，这种在边境消极防御，把主要力量用在防范和镇压境内的篡权夺位和农民起义的政策，就是“守内虚外”。
既然“守内虚外”了，宋朝的边境守军就相应地添了许多奇怪的规定：在辽兵来犯的时候，只许坚守城池，不许出战；迫不得已必须出战时，也要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