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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关系不错，可在权力斗争中，“私人关系不错”这个砝码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在他统领禁军出征的时候，赵匡胤把自己的心腹李处耘派去当了都监，说是帮忙，可总有那么点儿监督的意味。
慕容延钊也是个人物，在后周就是殿前副都点检，在大宋高居殿前都点检、侍中级使相。这位慕容将军是从五代混出来的，积习难改，对手下的军将十分纵容，部下们偷鸡摸狗、顺手牵羊，什么事都干，把老百姓弄得鸡飞狗跳，他也假装没看见。在一些事情上，根本不和李处耘商议，习惯性地自己拍板。
李处耘恼火了，论和皇帝的关系，自己可是当今皇帝的嫡系；论职位，自己好歹也是枢密副使，这慕容延钊也太目中无人了。李处耘就开始向赵匡胤打慕容延钊的小报告，慕容延钊也不客气，两人争相上奏掐起来了。
赵匡胤感觉难办了，他也知道慕容延钊“违纪”，但这个人是后周旧臣中的大旗，万万砍不得，再说慕容将军手里还握着兵权呢。于是，赵匡胤演了出“挥泪斩马谡”，把李处耘的枢密副使罢免了，贬为淄州（山东淄博南）刺史，来安抚还率军在湖南的慕容延钊。
慕容延钊得胜回朝，赵匡胤也没秋后算账，而是论功行赏，将其加封检校太尉。这事虽然有顾忌的地方，但还是可以看出赵匡胤是仁厚的，只是苦了李处耘。
这是权谋的需要，李处耘心知肚明，可有苦说不出，只好认倒霉。
这事也引起了赵匡胤的警觉，名位已高的故帅宿将不仅不好统驭，还容易让他们在战争中进一步提高威信，可怕！从这以后，赵匡胤使用的都是曹彬、潘美这些名位较低的将领为统帅。
为了削弱地方藩镇的实力，在统一战争中，赵匡胤还发明了一个极其巧妙的办法，就是在动用嫡系禁军的同时，大量使用藩镇手下的“杂牌军”，让他们在战争中消耗。（这手段，有些眼熟是不？）在平灭荆湖时就调集了节镇、防御使们十一个州的兵力，征后蜀时也有大量的地方部队参加。
对武将权力的剥夺，远远不是“杯酒释兵权”那么简单，赵匡胤先后清洗了大批将军，包括“义社兄弟”韩重赟、石守信、王审琦，“情好亲密”的韩令坤，“以兄呼之”的慕容延钊，侍卫亲军司都虞侯张令铎，挺剑逼迫首相范质臣服的亲信罗彦环，还有开国功臣张光翰、赵彦徽等等一大批武将。
清洗？是的，绝对是清洗！
不过，赵匡胤没有消灭他们的肉体，只是拿走了他们的兵权。
赵匡胤对武将不放心，对文臣同样也不放心。无论文武，权势大了，都会危及到皇权。
武将的权拿走了，再把文臣的权拿走，那国家谁来管理？赵匡胤是聪明人，想出了一个聪明的办法，就是分权，把权力分散，谁也别想大权独揽。
文臣之首宰相的权力最大，高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统辖军、政、财权，权倾朝野。相权过重对皇权也是一种威胁，这样的权力不能允许存在。
刚开始的时候，赵匡胤或许还没有这样的想法，他只是想降低宰相的待遇。旧例相传宰相在皇帝面前是有座位的。在赵匡胤刚当上皇帝不久，一次宰相范质上殿奏事，赵匡胤照例赐座，可开始奏事时，赵匡胤说：“我最近眼睛有些发花，请把奏章拿近来我看。”范质便离开自己座位，走近赵匡胤，赵匡胤暗中吩咐宦官，把宰相的座位撤去。从此以后宰相上朝，只能站着和皇帝说话了。
有人认为以赵匡胤仁厚的性格必不会这么做，其实在政治权谋上，性格并不能决定一切，利益才是硬道理。否则，仁厚的赵匡胤，怎么会夺了有知遇之恩的柴荣儿子的天下？心机深沉的赵匡胤，撤掉的不仅仅是一个座位，这等于宣布，在皇帝的面前，谁也没有平起平坐的权力。
乾德二年，赵匡胤罢免了原后周的宰相范质等三相，把宰相换成了自己的亲信赵普。但后来赵匡胤发现独相赵普也开始专权了，就感到有必要给赵普加点儿制约，便把原来只当摆设，不用押班、知印，也不设政事堂的参知政事提高了位置，使其有了押班、知印、升政事堂的权力，成为名副其实的副相。
既然开了头，那就会一发而不可收，贪权和收权都一样。
于是又设立了枢密使管军事，分割了宰相的兵权，形成宰相府和枢密院两府牵制局面。枢密院执掌调兵大权，凡军国机务、兵防、边备、戎马等政令，都由枢密使主持，和宰相对峙。赵匡胤设制，每逢入朝奏事，两府错开，互不相见，各说各的，这样就使皇帝能在双方的奏情中对比分析，掌握实情。
赵匡胤干脆又设了三司使，主持盐铁、度支、户部三司政务，其地位仅次于宰相，人称“计相”。这样又剥夺了宰相的财权，原来“事无不统”的宰相成了只负责日常行政事务的大管家。
这样把权力分割来分割去，赵匡胤掌握了门道，给枢密使、三司使也配上了分权的副手，不仅部门间相互制约，正副职之间也相互制约。（这样的平衡权术，也大有面熟的感觉啊，是三权分立吗？）
中央是这样，地方政权也是照方抓药，在“知州”之外，另增置“通判”一职。通判在本州中地位相当高，权力也很大，有权过问州中的一切政务，并可同知州分庭抗礼，直接传达中央。但有的通判往往以“监州”自居，说：“我是朝廷派来监视你的。”后来有人告诉赵匡胤，通判权力太重，不利于知州行使地方职权。他才又下令，没有知州与通判联名签署的政令，不能实行，这就使二者互相牵制，听命于中央。
各地的地方官都是中央“戴帽”下去的，由文官出任“知州”、“知县”，“列郡各得自达于京师，以京官权知”。中央派遣的官员在所担任的实际职务之前加上“判”、“知”、“权”、“提举”、“提点”等等，这样一来，就逐步形成了官与职、名与实，官、职、差遣分离的制度，这就涉及了宋朝的官制。
要说宋朝的官制，可是前所未有的混乱，本来汉唐以来有所谓“官”与“秩”的分别，官是管事的权限，秩是确定级别和待遇的标准，两者是互为表里的，官升秩长，官降秩落，一目了然。可大宋就是会别出心裁，管事和级别待遇分开，成了“两层皮”。
在宋朝，过去的那些什么左右仆射、六部尚书、侍郎、各寺监卿监统统“作废”，这些官都不再具备原来的职权，“官”只决定俸禄、赠官、叙封、恩荫等待遇，被称为正官、本官、寄禄官，“差遣”才是朝廷委派的具体职务和实际权力。如果没有皇帝的特许，这些官员都不能管本官署的事，官员如果没有朝廷委派的差遣，就只能领俸禄而无事可做了。
因此，某一官职并不代表具体职务，而职事高下又与俸禄无关，官擢品未必升，官贬阶亦未必降；“差遣”被罢但官、职尚在，职落而待遇如故，这对官僚们来说可是天大的好事，就算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也会拼命地保护朝廷姓赵。
可就这样，赵匡胤还不放心，为了加强官僚们互相间的牵制，以防团结生变，他特别鼓励弹劾和检举，仅监察机构，就设立两个，一是“御史台”，一是“谏院”，任务完全相同，一旦其中一个被权臣控制时，另一个能照样发生功能。而且除了监察机构的官员，如御史和谏议大夫外，其他任何高级官员，同样都可以随时向皇帝提出意见，或随时对宰相以下的官员进行抨击。
这对于以写文章为主要学问的文臣，真是一个发挥“才华”的好制度，他们可以毫无顾忌随时随地对任何进步改革和他们所不知道的事物，发出反对的言论。其实他们也并不在意自己的见解是否高明，也不在意是否能被采纳，他们只是希望当个“反对派”，博个敢谏直言的好名声，以后自然会官运亨通。
因此，在宋朝便会看到，为了一件事（无论大小）经常会引起激烈争论，一个敢做事的人，身后往往跟着一群挑刺攻击的人。挽救大宋危亡的几次努力也被这些挑三拣四的家伙弄得不了了之。
结果这个后遗症，把大宋弄得积重难返，赵匡胤处心积虑防止的内乱没有出现，却不得不亡于外患，这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的。
以“仁”为本的治国方略（1）
宋代是一个以仁厚治天下的时代。三百年的基业，从太祖赵匡胤开始，就始终把“仁”作为治国的方略。
赵匡胤的仁厚，最被人称道的就是不滥杀，其实何止是不滥杀，他当真担当得起“心胸宽广，仁义无双”，这一点历史上所有的君王都无出其右者。
历代王朝的更替，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