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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科学，但要破除迷信。
在舒同谈到山东三年实现40条有把握时，毛主席说，今年是空前的一年，这样的大跃进在历史上未曾有过，我们没有经验。今年要看一年，明年胆子可能大一点，现在还是要小心谨慎，不要把事情说满了。
在周小舟谈到湖南也处于高潮时，毛主席分析全国出现高潮的原因：一是从前（1955年到1956年上半年）有过一个高潮；二是1956年6月起反冒进，又有了“反面经验”；三是1957年三中全会恢复了40条、多快好省和促进会；四是整风、反右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这是最重要的。毛主席还说，他现在担心是不是会再来一个反冒进。
毛主席又讲了现在存在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工人和农民）。一个剥削阶级是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残余，未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加上一个右派。另一个剥削阶级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不同于前一个剥削阶级。我们的方针是团结后一个剥削阶级，孤立前一个剥削阶级。阶级斗争依然存在，还会有反复。这里又一次流露了毛主席重提阶级斗争的想法。
省委对人民日报的意见
4月7日上午，根据毛主席的意见，由柯庆施主持会议，专门讨论人民日报二十三条改进工作纲要。会上，我先介绍了起草这个纲要的想法，希望各省委书记多提意见。到会的九个省、市（上海）委书记都提了意见，归纳起来主要是：
1，对毛主席和中央的意图，人民日报得风气之先，希望能及时告诉各省报和省委，同时在报纸上用评论的形式加以宣传。过去人民日报在这方面做得不好，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反右斗争时做得比较好。
2，人民日报宣传大好形势的主流不够，而对支流则讲多了，特别是对一些群众有意见而又难于解决的问题（如职工福利、房子、两地分句居等等）讲多了。
3，最近一个时期的宣传，希望在压缩空气时注意避免影响士气，避免泄气，要保护群众的积极性。
4，第七版的理论文章，希望能正确阐述中央同志提出的理论问题，把实际生活中的问题加以理论阐述，对争论的学术问题应适时反映并且要表明态度。
5，报纸的版面，希望能照顾全国各省，避免各省登报不平衡。
6，过去报纸对有些省工作中的问题，批评不够实事求是，至今仍有意见。
7，报社派驻各地记者要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过去有些记者对问题看不准，抓不起，也写不清，希望能继承全国解放前的好传统，可以考虑由省委一位常委兼任记者站或新华分社的社长。希望能编印毛主席写的一些新闻、社论，供记者编辑学习。
当天下午开会时，毛主席问柯庆施：上午谈人民日报的问题谈得怎样。柯庆施只简单说，大家提了一些意见，吴冷西都记下了。毛主席说，人民日报要经常注意搞好同全国各省委的关系，多听省委的意见，认真研究和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人民日报要办得好，不仅要同中央各部门搞好关系，还要取得各省的支持和帮助。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中央自然得管，各省委也有责任帮助把它办好。我们的一贯方针是全党办报。毛主席还说，人民日报的二十三条改进工作纲要，可以作为草案先实行起来，到年底再总结经验，加以修改。农业40条写于1955年，其后经过多次修改，还要再修改才提到八大二次会议去。
会议结束后，毛主席仍留在武昌东湖湖滨别墅休息，我和田家英也停留了几天。那时的湖滨别墅，同后来重建的东湖宾馆不同，是一栋石头建筑，并不很大，坐落在东湖岸边。毛主席每天早晨和傍晚都沿湖边散步。
大概是4月11日上午，毛主席早饭后散步回来，叫我和田家英一起同他在湖边凉棚下闲谈。毛主席问到，柯庆施主持的会议上，各省委书记谈了些什么意见。我根据记忆，把上述意见作了扼要的汇报。我还谈到，人民日报同各省委的关系总的来说还是比较正常的。只是有几个省委对人民日报1955… 1956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中央曾为此作过决定）时批评他们省里的某些工作有意见，一度关系比较紧张，所以在会上还旧事重提。毛主席说，对省委提的意见，要作分析。对的要接受，认真改进。你们认为不对的可以提到小平同志主持的书记处会议上讨论，然后向有关省委作必要的解释。一般人都不太容易接受批评，你们在报纸上公开批评省委的某项工作中的缺点，人家有意见是正常的，何况你们的批评有时不免不够实事求是。因此你们的批评应当十分慎重，事实力求八九不离十。涉及省委本身的，事前可以听听中央书记处的意见。批评一般工作中的缺点，你们编辑部自己负责，当然也不要鲁莽从事。无论如何，你们要经常告诉记者、编辑，要搞好同各省委的关系，这是按党的原则办事的关系，不是庸俗化的关系。
应注意之点
接着，毛主席又谈到人民日报的宣传问题。毛主席说，武昌会议，还有成都会议的精神，就是人民日报宣传的大纲，有些具体意见，我在这两个会上都谈到了。还有几点同报纸关系较为密切的意见。接着，毛主席谈了以下几点意见：
1，近来报纸的宣传反映实际不够，但也有不实之处，如指标、计划讲得过头了。现在要调整一下，压缩空气。鼓劲的话要讲，但不要华而不实。江苏提出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劲，这种精神是好的，应当宣传。这次在武昌有些省提出，怕一说调整一下宣传调子就会泄气，这种顾虑要注意。目前总的方针还是鼓足干劲，气可鼓而不可泄。
2，现在各地提出这个“化”那个“化”很多。“化”就是要变，反映群众的愿望。提出“化”的口号响亮，能动员群众。但是报纸在宣传的时候要慎重。比如说绿化，不能说种一些树就是绿化，要成活、成片、成林，像在飞机上看到湘南、粤北那样郁郁葱葱才算绿化。又如水利化，有说一年实现的，有说三年实现的，其实都不能叫做“化”，只是改变一些面貌。又如说“四无”，应当相信可以实现，但不是一两年或三五年可以实现的。一个“化”，一个“无”，不要随便宣传已经实现了。即使是讲订规划、提口号，也要留有余地，在时间和空间上说得活一点。否则，说一年或两年完成，那不是以后没有事情干了吗？要留给后代子孙一些事做。现在说苦战三年基本改变面貌，其实只是初步改变面貌，能否做到还得看一年。
3，报纸的宣传要搞深入、踏实、细致。我们讲多快好省的方针，报纸上不能只讲多快，不讲好省。我们是要好大喜功的。大而无功，其实不是好大而是好小。不实就是无功而还。报纸对一些具体问题，要由小见大，要把许多杂乱无章的事情加以概括，从理论上把事情说清楚。报纸的评论，应带理论色彩，这就是深入事情的本质，抓住了规律。这样把纲提起来，才能使干部和群众方向明确。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重要性就在这里。
4，现在全国出现高潮，出现许多新鲜事物，但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记者、编辑要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能对眼前彩色缤纷的现象做出政治判断，有远见卓识。这不容易，但应努力做到。目前大跃进的形势正是锻炼的好机会。可以按照各省委提出的意见，编印一些新闻和评论供记者、编辑学习。（后来新华社编印了毛主席写的新闻和评论的文集。）
5，报纸的问题带有普遍性，不仅人民日报存在，省报也存在。今年夏天要召开全国报纸的总编辑会议，讨论新闻宣传如何改进。此事要告诉陆定一同志并报告中央书记处。（此事我都照毛主席的意见办了。后来定一同志说夏天太忙，秋后再说。在北戴河会上，也没有就此做出决定。看来这是因为形势变化太大太快所致。）
毛主席在谈话中又一次催我离开北京到外地走走看看，并且要我在八大二次会议后就下去一两个月，回来就开全国报纸总编辑会议。我在五六月间去河北、河南调查研究，虽走马看花，也很有收获。
南宁会议是一个劲反“右倾”的，成都会议和武昌会议的主旋律是鼓足干劲，其间虽然也谈到留有余地或压缩空气，但声音微弱，到了5月间的八大二次会议，解放思想、敢想敢做的呼声压倒一切。我主持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宣传也随大流，但因有毛主席的再三叮咛，开始还是比较谨慎，但到了6月份，农业上的生产“卫星”开始放了，接着是钢铁“卫星”、煤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