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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日薄西山-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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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个月后,谢弼在广陵府任上被捕,死于郡狱。    
    张奂仍在努力,他联络了尚书刘猛、习韪、卫良等人,郑重地向天子上疏,要求朝廷准许王畅、李膺二人进入中枢,在太尉、司徒、司空这三公中充任二职。没过几天,他的府第就被中黄门包围了,为首的中官对他宣读了圣旨,指责他扰乱朝纲,构党营私。    
    这回,张奂的心凉透了。不知怎地,他开始自嘲起来,绝望使他大彻大悟,一反常态。他没有作任何辩解,接诏之后,马上脱去朝服,免冠跣足,来到北寺狱自首认罪。    
    过了几天,张奂回到府中,吩咐紧闭府门,重新布置起自己的书斋。他又研读起《尚书》来了。他有上千名学生,心情平静的时候,也上一上课。    
    风波暂时平息,朝廷扣除张奂三个月的薪水,以示惩罚。    
    张奂和谢弼的碰壁,在于他们的封事中提到了李膺和王畅。这两个人的名字,勾起了宦官们自先帝朝就已落下的心病。仇恨和积怨,让他们感到浑身痛痒不堪。曹节和王甫等中官都认为,趁着大将军阵营刚刚受到重创的机会,根治这块心病。    
    李膺和王畅,是孝桓皇帝朝的党人。    
    党人的话题,得从先帝朝讲起。    
    本朝自高皇帝开基以来,沿承秦帝国创制的中央与地方郡县两级行政制度,一改周代的贵族分封和世袭制度。帝国选拔官吏的根本准则,不再依靠贵族的宗法血缘,而是受过教育的民众——士人。和秦始皇不同的是,本朝列祖列宗所用的士人,不是学申、韩法家之术的狱吏,而是自幼习诵五经的经生。因为本朝的列祖列宗接受了始皇帝的教训,不再把单纯的法律作为治理帝国的主要手段,而是推崇自周文王、周公直到孔夫子构建和传授下来的一套道德文化的理想。本朝的理想是德治而非法治,尽管帝国的法律也很强大。起用这些经生的方法,是察举和征辟,也就是将地方官员考察推荐与朝廷调查征召的手法结合起来。中央和地方双向试用的官吏,来自许多名目:比如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举孝廉、至孝、有道、敦厚质直、仁贤、茂才,试五经博士弟子、太学生,试明经、耆儒、童子,试尚书、将帅等等。从这些名目可见,本朝用人的标准,是士人的德行和经术。当他这两方面的修养已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声誉,他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士大夫行列的候选人,一般把他们叫作名士。从原则上讲,即便是帝国皇室成员,如果他不甘于仅仅做一个享受生活的侯王,而想献身政治,也必须走这条道路。    
    老实说,本朝的久长,在于列祖列宗一直坚持着这一制度。    
    不过,一个人的名声,恐怕不仅仅靠自己的德行和经术,还来自于他的交往。有条件的士人,往往年轻时就去京师游学,或入太学跟从博士学习,结交中央的名人和士大夫,同学之间也形成了群体。地方的名士和地方有清望的官僚之间,往往也有着师生或朋友的关系。他们在一起,激励品德,研讨经术,议论政治。    
    像任何崇高的理想都与庸俗的现实相依为命一样,本朝仕途的道德标准也携带着功利的目的。因为热衷于仕途的士大夫们不仅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还要为自己,为妻小,为宗族,为亲党谋福利,谋权势。于是察举征辟之中,就有了复杂的文章,直至成了赤裸裸的贸易活动。孝和皇帝以降,帝国的察举铨选,多为外戚、宦官交替把持,朝政昏暗,士风日下,忠正之士被废,虚诈阿谀之徒登堂。不能说,外戚和宦官以及依附于他们的士大夫们,故意要把帝国的制度搞垮,但他们总是将权力看成是聚敛财富的手段。这种权力经济观,势必给本朝的政治乃至经济带来严重的恶果。命运总是将才华加上清贫交给前者,而将平庸加上财富交给后者。孝桓皇帝朝,京师就传着一首民谣:    
    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至少在孝顺皇帝朝,士大夫们已有清流与浊流的区分。当时的地方吏治和政治风气已腐败不堪,因而政府监察部门不得不于汉安元年(142),选派八位御史,到各地巡察。武阳人张纲,作为其中最年轻的一位,却将这种走过场的巡察看得最透。他的车驾刚刚走到京师外的都亭,他就命手下掘了个大坑,把马车的轮子卸下,扔了下去。部属不解其意,张纲冷笑着对他们说了八个字:“豺狼当路,安问狐狸?”    
    


第二章 大放逐大放逐(2)

    这种分化与冲突,到了孝桓皇帝朝;愈演愈烈。清流士大夫和一些在野的处士、太学生,以及郡国学府的生徒们,以气节、道德、文章相互标榜,引为同志。他们希望用扭转社会风气、掌控舆论,直言进谏甚至动用权力来医治身患绝症的大汉帝国。渐渐地,一个有号召力的士人集团,从帝国的各种社会阶层中独立了出来。    
    他们的至圣先师孔夫子说过:“君子朋而不党。”结党是可耻的,结党营私者正是他们的敌人。可是,本朝的许多事情都属于见怪不怪之类,被称作“党人”而载入史册的,恰恰反成了他们自己。    
    帝国的最高学府——太学,自世祖光武皇帝建武五年(29)起,就坐落在洛阳城南的开阳门外了。它的讲堂长十丈,广三丈,令天下的学子们心向往之。本朝的名儒大师,往往在其中充任太学博士,教授由京师的公卿子弟以及游学之士组成的太学生。到孝桓皇帝朝,太学生已达三万人。这些师生,都享受着朝廷的俸禄和津贴。大概也正因为这一点,他们似乎有着超乎学生本分的政治责任心。他们从来就没有认识到:钻研经典这件事本身,就为帝国的文教增添了光彩,就不辜负帝国发给他们的奖学金。他们总是本着经典中那些圣人所说的远不可及的理想标准,衡量本朝的政治。太迂阔,太不实际了。可他们又太会造声势了,他们有的是名声和号召力,许多人的家中,世代公卿,有着深厚的政治背景。    
    孝桓皇帝朝的一天,当时,大将军梁冀尚把持着国柄。一个名叫郭泰,字林宗的学子,打太原介休来到太学。他身长八尺,容貌魁伟,衣着朴素但却风度翩翩。经过几天的辩驳,他的学识使得太学里的师生们接纳了他。渐渐地,他竟成了太学生瞩目的人物。其实,他的出身与任何一位同学比都相形见绌。他很小就成了孤儿,长大后,母亲见家里穷得不行,让他到县衙里弄份差使干干。可他却说:“大丈夫焉能处斗筲之役乎?”他向姐夫借了些钱,约了同学、后来曾任本朝太尉的宋仲外出游学。到了成皋地界,一起就学于经学大师屈伯彦。那时他并日而食,衣不蔽体,常常裹着一条被单进进出出,进则蔽于前,出则蔽于后。在精通经典,练就善辩的口才并妙解音律、天文、数术之后,他决定去京师碰碰运气。    
    大约在延熹二年(159),郭泰拜访了一个人:当时的河南尹李膺。    
    李膺字元礼,颖川襄城人。其祖李修,是孝安皇帝朝的太尉。其父李益,是赵国的相国。可谓三世公卿。而他却对郭泰这样一位寒士一见如故,大加赞赏。此事一时轰动朝野,传为佳话。因为一名白衣士人,一旦被大名鼎鼎的李膺容接,就被看成是登龙门了。太学生中与郭泰齐名的,还有颖川人贾彪。由于郭泰的引荐,漆工出身的申屠蟠、小贩出身的孟敏、仆人出身的庾乘,以及农夫出身的茅容,都加入到太学生的圈子中来了。当学府中的道德文章理想和学生们年轻而冲动的生命结合到一起,加之有了学生领袖,一场社会政治运动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事情了。    
    他们的运动叫做“清议”。不过,从一开始就蒙上了构党的名声,这完全出于一种民间歌谣的误会。    
    孝桓皇帝未登大宝之前,曾拜甘陵人周福为师。周福的学识,不如他的同乡河南尹房植。可是,周福却因学生而富贵,担任了本朝的尚书。于是两人的学生和宾客们争气斗胜,无事生非地编了一首歌谣,叫做:“天下规矩房伯武(房植字),因师获印周仲进(周福字)。”并且到处传播,互相攻讦。于是他们被戏称为党人。后来又传出一首歌谣:“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瑁但坐啸。”这是因为汝南太守宗资,任用了名士范滂为自己的下属,一切事务,惟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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