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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的巨大贡献，英国就不可能“利用海外投资的受益进一步对外投资”，不可能“把从投资受益中获取的流动资本，返回到国际货币体系”。而且印度货币储备“提供了大量可供调配的资金，英国的货币权威可以利用它来补充自己的储备，保持伦敦作用国际货币体系中心的地位”。
如果说近代的日本将崛起成为世界性大国的希望寄托在控制中国之上的话，那么英国人则将它的大国之梦赋予在印度的身上。正如曾一度担任印度总督的寇松勋爵所言：“只要我们仍然统治着印度，我们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可一旦丢掉了印度，我们的地位将一落千丈，只能降格为一个三流国家。”而更多的英国人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并没有意识到印度对整个大英帝国的真正意思，他们只知道享受着从印度次大陆源源不断送来的粮食和红茶，同时形象地将印度誉为“大英帝国王冠上最珍贵的宝石”。
“往往只有失去之后，才会懂得珍惜。”这句至理名言不仅适用于普通人的生活，乃至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也同样颇有意义。虽然英国人有句名言：“宁可失去整个印度，也不愿失去一个莎士比亚。”但是如果可以用牺牲一个文化巨匠来交换这样一个完美的殖民地的话，那或许英国的大多数政治家会毫无犹豫的抛弃莎士比亚。当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散去之后，古老的大英帝国依旧骄傲的站立在胜利者的位置上，但是伤痕累累的大不列颠虽然取得了荣誉，但是却失掉了一个帝国。在短短20年里，拥有50多个殖民地国家的“日不落帝国”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个岛屿而已。
在失去的诸多殖民地的过程之中，英国沿袭了实用主义的传统，以其特有的冷静与务实态度，将其沉重的包袱一个个地卸落，以期与相对衰落的国力和不断下降的国威相适应。英国人争先恐后地从各殖民地撤退，甚至“有时欧洲国家比殖民地的民族主义领袖更急于尽早给予殖民地独立”。但是在印度独立的过程中，英国社会之中仍却有相当数量的老人始终对放弃这一大英帝国苦心经营了近2个世纪的殖民地抱憾不已。不过比起那些只会在照片和回忆录中空发感慨的英国贵族来，汉密尔顿公爵和绝对效忠于英国皇室的“嘉德骑士团”则是毫无疑问的行动派，虽然从他们制定这个名为“重返次大陆”的计划开始到最终变成现实，足足用了大半个世纪的时间。
在19世纪英国人之所以可以征服远比自己庞大的印度，其根本原因并非是因为坚船利炮的不可战胜，或是廉价的商品可以摧毁任何的万里长城。而是因为印度当时正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之下—18世纪中期后的印度，虽然莫卧尔皇朝的统治依然存在，但实际其统治地域不超出德里周围，整个印度已分裂得十分细碎，大大小小的独立半独立王公有500多个。较大的国家就有孟加拉，奥德，马拉特联盟，迈索尔，海德拉巴，旁遮普等等。
但即便如此与要征服的对象相比，印度东印度公司的力量仍不足以应付。作为征服者，它要面对的是一个大的国家和远比他强大的军事实力，何况它的对手不是一个，而是很多个。如果要一对一的硬拼，东印度公司取胜的机会是很小的。但英国的决策者们对这点认识很清楚。于是公司针对印度实际，采取了多种手段并举的侵略方式。他们插手一王公内争，收买帮培植代理人，以便在发动军事进攻时里应外合。利用王公间的矛盾，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特别是阻止他们联合抗英。最后再采取直接兼并和建立附属国体系并举的办法，选择几个地区性的大国进行军事征服，以杀一儆百。
正因为如此在征服了印度之后，英国将其统治下分成两部份：一部份由英国直接统治叫“英属印度”，而另一部分则是众多的附属国，叫“土邦印度”，实行间接统治。这些土邦总计554个，遍及印度各地。英国虽然表面上实现了印度的统一，但却又人为地把分裂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固定下来，保留众多王公，让他们互相牵制，以保证英国对印度的绝对控制力。
在200多年的分化努力之下，在英国人看来印度已经被从精神上彻底的肢解了。当1947年，当英国人被迫结束其殖民统治时，他们中的观察家甚至作过一个酸溜溜的预言：英国人一撤走，英属土邦一旦崩溃，次大陆很快便会坠入“巴尔干化”的深渊。但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却印度经受住了种种考验，一度成为了一个相对稳定和统一的地形区大国，且显然比独立时更强大了。在这一点上印度人民所表现出来的凝聚力不能不说让英国人大跌眼镜。
这一奇迹看似不可思议，但实际上却很大程度上正是拜大英帝国的殖民者所赐。虽然在英国人长达190年的治理之下，印度次大陆出现过人类近代史上令世界震惊的饥荒、瘟疫、民族传统工业的毁灭，但是英国人却也同样带来了现代化的军事、政治和司法制度，当然这一切并非出于自愿，东印度公司得到印度这个无限大的财源本来是想独霸的，然而英国广大工商业者和社会上层也要分享。这种力量逐渐壮大，终于促使议会通过立法插手管理。逐步削弱公司的管理权，把决定方针的权力收归议会。在公司法院体系之外设立英国王室法院系统，为印度制定法典，推广英语教育，提高素质，建立印度文官管理。
虽然这一切最终都只是为了使英国王室最终收回印度的统治权。但英国人留下的一个议会制政府的雏形、一支由中央直接指挥，只效忠国家而非政党的军队、一支全国统一管理，在中央和地方之间起联结作用的有效率的文官队伍，却成为了现代印度国家的制度资源。独立以来的半个多世纪里，这些制度对于保障一个统一印度的政治稳定，保证国家政制、政体和政府的合法延续，将各种社会政治力量纳入合法政治活动的框架中，在中央与地方具有张力的权力关系中保持适度的权力集中和权力平衡，最终维系了国家的统一。五十多年来，印度成功地实现了国家统一和政治稳定的目标。这一目标是在一个巨型民族国的规模上实现的。国家统一和政治稳定使印度象能中国那样，以一个多民族的巨型国家的身份加入民族国林立、以民族国为核心理念的世界政治体系。一些印度知识分子对此颇感自豪，也以欧洲尚未建立起类似今日印度的“欧洲联邦”或“欧洲合众国”，而认为印度比欧洲更先进。
对于英国来说，在实力不济的时候选择含泪挥别固然只是一种姿态。但是即便是动用大英帝国所有的心力，真的要想将这个片辽阔的土地重新置于飘扬的“米字旗”之下，英国人却仍是毫无疑问的有心无力。面对着一个已经重新归于统一的印度，领土、人口乃至国民精神之上英国都处于出无可争议的弱势地位。“一只老迈的斗牛犬（bulldor）无论如何勇猛都无法战胜一头已经觉醒了的印度象。”这句再形象不过的话语直截了当的说出了大英帝国在重返印度之上的有心无力。
“要想重新控制印度，就必须先肢解它。而要想将这个庞然大物送上手术台，则必须摧毁我们为其制定的种种统一的制度。”尽管新殖民主义将以强占土地为形式赤裸裸的征服转变成了强占市场的经济侵略，但是已经失去了金融优势的英国在面对采取保护主义和关税壁垒的印度面前却同样束手无策。不过在汉密尔顿公爵家族多年的处心积虑之下，英国人最终仍然找到了一条可以有效摧毁印度的方法—那就是利用印度土邦王公。
在英国征服印度的过程中，印度王公坚决抗英者是少数，多数人抱着事不关已高高挂起的态度，不少人还认敌为友，主动引狼入室以达到自己的某种目的，即使偶然有人站到对抗英国的角度之上，也往往总把自己的私利摆在首位，不能实现与其他王公间的联合。当然一切或许只是封建主义印度的悲哀，但是随着印度的独立和现代化建设，这些众多的既得利益者被赶下了神台，不得不飞入了寻常百姓家。如果说印度还有人对独立前的日子充满憧憬的话，那么非这些土邦王公莫属。
汉密尔顿公爵家族的第一步就是迅速拉拢这些在印度本土已经越来越失势的印度土邦王公。首先汉密尔顿公爵虚构了一个所谓“西瓦吉”家族的存在，利用这个所谓来自于久德普尔的王公，汉密尔顿公爵迅速在印度扩张自己的影响力，使英国人在成功在1970年印度政府剥夺这些贵族特权之时，将众多印度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