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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乘船离开石头城之后，他就一直呆呆地坐在这里，沉浸于悲痛当中，只是偶尔喝几口水，粒米未进。
在下人多次的劝说下，他终于拿起了饭碗。然而，由于逃亡仓促，就连米饭都没有，只有粗糙的麦饭，勉强吃了几口，就已无法下咽。
“爹，你不舒服吗？”
六岁的桓升跳到他膝盖上，轻轻抚摸着父亲的胸口。
“呜……”
桓玄感到喉咙好像被堵住了似的，全身战栗着，忍不住放声号啕大哭了起来，下人谁也不敢走近，都畏缩地站在船舱一角，同情地注视着主人。
从石头城出发后，桓玄和百余名近卫乘三条船最先出发；殷仲文带着一些官员和珠宝书画在第二批；第三批则是桓谦、卞范之、何澹之的大批败军。
虽然从建康逃出，但这群逃亡者实在前途未卜。据倒桓军的宣传，前方的江州刺史郭昶之已经在寻阳恭奉晋帝反正。如果这是真的，那桓玄一干人的确是走投无路了。
——苍天啊，为什么会如此！
桓玄不断在心里泣血悲号，他唯一的希望，就是能顺利通过寻阳，回到荆州治所江陵。
——只要回到西州，就等于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百万西州士民都对桓氏有深厚的感情。在江陵重树大旗，必定能以风雷之势卷土重来。
这个念头，已经成了桓玄在这些黑暗的日子里仅存的一线光明。
到达寻阳，是在三月十日。
——郭昶之会怎么样呢？
楚帝和他的随从们都惴惴不安。然而，刚一下船，他们就受到了远远超出想象的热烈欢迎，使得桓玄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际遇。
“反贼作乱京邑，使皇上含恨暂却，这也是臣下的深深耻辱。请陛下放心，臣等一定竭心尽力，助陛下扫除蟊贼草寇，重光大楚！”
郭昶之跪在港口的土地上，恭恭敬敬地说。
“卿……真是忠心耿耿！”
桓玄差点掉下泪来。
随后，他和从人们立刻移驾刺史府，昶之则出居其他官员的府邸。
从下船开始，直到住进府中，桓玄都好像脚踏棉花一样有一种空虚茫然的感觉，直到扔掉汗臭的衣袍，把疲惫的身体浸入热腾腾的洗澡水中之后，他胸中的喜悦才一下子完全爆发了出来，笼罩了整个身心。
他忍不住在浴池中放声大笑，唱起歌来。
洗完澡，又洒上香露，由使女为他梳好油光发亮的头发，穿戴上合体华美的衣冠，顿时神轻气爽。几天前那副颓废悲哀、又臭又脏的臭皮囊好像瞬间就被抛得远远的，脱胎换骨成了一位从头到脚都洋溢着自信的年轻君王。
随着身体的改变，桓玄的心情也发生了巨大的转折。
原本，他一直在自怨自艾，悔恨不该轻信刘裕，对倒桓党过于轻敌。但在此时，这种悲叹却转变成了另一种有力的愤怒。
这种愤怒，与其说是针对敌人的，毋宁说更多的是在怨恨己方臣下和武将的无能和愚蠢。
——如果按朕最初拟定的战术，不战而老反贼之师，必能大功告成。全是这群不中用又好逞能的文武官员，才使时局落到今日的地步！
他想着想着，真想把所有的臣下都叫来训斥一顿。然而——
“且慢！”
他灵机一动，突然想起了所谓的“起居注”。
“起居注”这种东西，原本是由皇帝身边的女官或男性侍从秉笔的一种史书，专门纪录皇帝的言行举止和国家的大事。也相当于是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是光骂他们一顿，那也没多大意思。如果能把这段时间讨贼战役的真相纪诸于史书，便可让日后的天下人皆知谁当负起败战的责任。
桓玄不放心由史官来写，他自己本来就以文笔优美出名，于是下定决心由自己亲自笔录，撰写《起居注》。
三月十四日，桓玄与从人们休整完毕，后继两批船队也陆续赶到，寻阳城中一时人声鼎沸，挤满了上万兵马和官员侍从。
“出发，回江陵去！”
桓玄再度登船，往荆州治所江陵出发，同船也挟持了原本被流放寻阳的晋帝司马德宗及晋室后妃，以防被倒桓军所利用。
为迎击倒桓军的追兵，他在寻阳一带留下了大部分的京师退却部队，合并起当地的郡县军，约有万人左右。分别由龙骧将军何澹之、前将军郭铨、江州刺史郭昶之等指挥，列阵于长江要冲之地湓口，布下了坚实的防线。
这一天，天气十分晴朗，船队启程之后，卞范之乘着一艘小艇，登上主舰向桓玄询问日后的军机决策。
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桓玄坐船上的侍从丁仙期却表情严肃地拒绝了他的求见。
“为什么呢？这可是关系今后战事的重要报告啊！”
范之大惑不解。
“陛下有要事处理，不见任何人，也不听任何报告。”
“那么，究竟是什么要事呢？”
“《起居注》。”
“《起居注》？”
“不错，陛下打算用旅途的这段时间，亲笔完成《起居注》的撰写。”
“什么！”
范之不可思议地叫出声来，目瞪口呆，怔怔地站住了。
——军情紧急，陛下却把所有精力都用来干这种无聊的事吗？
一阵窒息般的压抑感笼罩了他的整个身心，范之比离开京师时更加绝望灰心了。
到达江陵之后，桓玄御笔撰写的《起居注》终于正式完工。文中对自己的战略战术充满了溢美之辞，认为尽善尽美，皆因为下臣不力，才致使讨贼失败。随后，又令下人誊抄全文数百份，飞骑发送各地，明示败战的责任应当由谁来承担。
通过这段时间的写作，桓玄终于从悲观中解脱了出来，重新焕发出了足够的自信。
不过，与此同时，他也失去了天下人对他最后的信心。
第十七回 倒桓军西进
在桓玄西上江陵的这十来天时间里，倒桓党在东面的势力也迅速扩张高涨，呈现出一派蓬勃向上的壮丽景象。
首先，在豫州方面：原本诸葛长民负责的历阳起义，由于错过了预定的日期，被豫州刺史刁逵（刁弘之父）破坏，并将长民用槛车送往建康。然而，当槛车刚到长江边的当利浦时，义军进据京师，桓玄仓皇西走的消息已经传来，押送长民的兵士们群情汹涌，当即打破囚车，放出长民，与其一同向历阳进攻。刁逵无心恋战，想弃城逃走，却被部下扣押，将刁氏一族尽数送往京师。
自从刁逵祖父刁协以来，刁氏就是晋国的名门望族，族人大多出任显要职务。隆安年间，刁逵出领广州刺史、兄长刁畅出任始兴相、次子刁弘出领冀州刺史。全都不拘名节操守，利用职权大肆敛财，侵吞田地万顷之多，庄园奴婢数以千计；同时，又封锁山林湖泊，不让百姓渔猎樵采，民众恨之入骨，称为“京口之蠹”。
对于刘裕来说，刁逵同样是个人的怨敌。在贫寒时，他曾欠下刁氏的赌债三万钱，因此而遭到鞭打和羞辱。在他内心深处，这也许正是激励他奋发图强，立志干出一番大事业的外界刺激之一。这次机会，不但可偿多年的仇怨，又得以诛灭国贼和民贼，于是便以最严厉的手段对刁氏予以族灭。
“所有刁家的仓库、房间一律开放，任凭百姓取用器物，只要双手能搬得动，拿得走多少就拿多少！”
这条命令，对于饥寒交迫的京口百姓犹如天降福音，数以万计的民众排着长队前去搬运财物。虽然如此，仍然用了超过一天以上的工夫才倾尽了刁氏的积蓄。
“百姓称力而取之，弥日不尽。时天下饥弊，编户赖之以济焉。”
看到这段记载，可以想象出当时庶民百姓的心情是如何的喜悦和振奋啊！
对于其他的门阀士族来说，刁氏的惨灭无疑令他们产生兔死狐悲的怜悯和哀叹。不过，借助此一事件，倒桓党却获取了千倍、万倍于士族的贫寒民众的广泛支持。
在这十天左右的时间里，刘穆之新的施政风格也大获成功，在刘裕等领导人物的以身作则下，百官无不肃然奉职，一下子就扭转了几十年来虚浮空洞、追求享乐的官场积弊。政治面貌大为改观。
由于天子正被桓玄所挟持，此时京师内呈现出最高层权力代表的真空。桓玄篡位之后，晋朝宗室诸王不是被杀、逃亡，就是被放逐往边鄙之地。只有一位武陵王司马遵，因为离京途中遇上风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