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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憧憬。只有在利益的竞争中、在复兴的民族感中、在每一国人民的首先供己所需的
决定中——席卷世界的保护主义浪潮是该决定的鲜明象征，才可以听到这种保证：多个
世纪的英勇战斗所建立起来的宏大的制度规范尚未受到侵蚀。在这种极具创造力的斗争
中，无可否认的利益和觉醒的国家意识将引导美国发挥它的作用，抛弃只适用于它的幼
年时期的孤立政策；并认识到，尽管避免卷入欧洲人的事务曾对其独立性的发展起到至
关重要的作用，但今天它从欧洲人处承担一份辛劳就是为维护这个文明的共同利益而负
起一份应尽的责任。我们的太平洋地区和英国的太平洋殖民地已在一阵本能的震颤之中
感到了一些精明的欧洲人在中亚和北亚的众多人口中察觉到的那种威胁。他们向太平洋
诸岛的峰拥而入表明这股洪流不仅可能顺陆西涌，也可能跨海东进。不过，我没有细致
地探究过这种浩大的运动的细节，其实，它也许永远不会发生，但在当前形势下它的可
能性还是明显地隐现于未来的地平线上，对它的唯一屏障将是我们文明的代表者的尚武
精神。不管发生什么，海权在当今年代将扮演它在任何历史时期都扮演过的角色；而美
国由于它的地理位置，必定成为向文明世界的海权提供动力的前沿地带之一。
如果到时人们应被看到已经做好了准备，他们现在就应切实地理解当今的形势——
如本文的开始所提的——并依循这个认识而行动，这才可以对看来遥远的紧急事态做到
有备无患。凭借海洋商业和海军优势控制海洋意味着在世界上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为
不管陆地能产出多么丰厚的财富，没有什么能象海洋那样为必不可少的交换提供便利。
关于海洋——也许更应该说是水域——的基本事实是它是大自然中伟大的交通媒介。今
天不可能再有哪一个国家能象过去那样独霸海洋。象与之相比微不足道的陆上利益一样，
对海洋的控制必须通过竞争获得，或许还需一番武力较量。作为各国为之角逐的最大猎
物，控制海洋也会象其他激起争执的利益一样有助于使对目标的矢志不移精神和力争上
游的品质处于生机勃勃的状态，而这些正是文明国家社会的力量所在。这个社会的一体
性不体现在各种情形的简单雷同上，而在于道义和思维上的共同标准。
尽管所有欧洲文明之内的国家都有着许多共同的东西，但是如普遍承认的，还是有
某些秉性方面的截然不同将它们分为各自内部有着基于共同血缘的明显亲近感的集团。
不过，如陆地上常常发生的情形表明的，当这些集团的成员在地理上彼此接近时，这种
邻近可能会象同极的电流那样产生排斥力，使政治上的分歧成为决定之物，而政治上的
共同之处则被抛之脑后。另一方面，如果边界相距甚远，相互接触轻微以至于不会引起
政治冲突———就象英国和美国之间的情形，同一种族的生存、发展和支配地位就很可
能成为政治理想所在。这种理想将为政治上的联合所弘扬，而后者反过来主要基于自然
的亲情以及对于携手合作带来的相互利益的明确承认，而不是巧妙炮制的条约协定。如
果合作精神存在，一个种族就会有着充分的聪明才智为这种精神的发挥效用提供必要的
手段，而英美两国也会在控制海洋这个将它们分离开来的有益工具方面找到任何一方都
不能单独驾驭、但或许可以为这个种族的联合力量所支配的对象。如果一个英美间的同
盟真地到来，它也许更是无法违逆的大众呼声的产物，而不是政治家以娴熟的手腕拟定
的计划的体现。
但是，我认为，我们或许不必持有这种经常被提及、乔治·克拉克爵士也极力鼓吹
的认识，即英美间的相互支持在将来可能会使海洋商业总体上免受迄今它在战争中所受
到的侵扰。在此我必须试着将我自己的观点表达得极为清楚，因为它们在一些人看来似
是消极的，另一些人则可能认为它们与我在其他地方对这个话题所作的大量、系统的探
讨相矛盾。
乔治爵士和怀特先生都主张建立的英美间的同盟——前者指的是一个海军联盟，后
者则指正式的条约关系——针对的主要是战时的可能事态。的确，每个人的主张的主要
特征都是在英美之间促进友善，防止分歧因素的出现，但即使追求这个目标也是为了两
国在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出现困难的情况下可以互为倚重。这样战争确实可以更肯定地被
避免；即使战争来临，人们也会发现这两个国家在海洋上连成一气，从而在海上无懈可
击，据有了海洋一直只赋予其绝对的统治者的对总体形势的控制。在我看来，英美联盟
得心应手的逻辑结果就是霸权。可是接下来，如果高高在上，为什么还要向某个敌国让
步，同意它的商业不受侵犯呢？乔治·克拉克爵士说，“无论英国还是美国都不能在其
他国家的商业中找到攻击的动机。”为什么找不到？海军的存在又是主要出于什么目的
呢？肯定不仅仅是为了相互打斗，从只是为了打败对手的战斗中获得约未尼所称的“一
无所获的光荣”。如果如所有人所同意的，海军的存在是为了保护商业，必然的推论是
它在战争中的目标必须是使敌人得不到丰富的资源。很难想象海军还能有什么比保护和
破坏贸易更广泛的军事用途。乔治爵士其实看到了这点，他在其他地方说道，“破坏商
业只有在遵循了给敌人以最深重打击的原则、着眼于加快战争胜负的到来之时才能被认
为是正确的”。不过我认为，他还是未充分认识到这个限制性让步的重要性，他和怀特
先生看来都没有恰如其分地承认商业破坏的巨大意义。
我认为，两位的缺陷在于没有清楚地看到作为非决定性的一种战术的商业破坏和凭
借强大海军对海洋的战略控制的商业破坏之间的差别。所有的海洋国家多多少少都将其
繁荣建立在海洋商业而不是其他某个因素之上，一些国家尤甚。对这样的一个国家来说，
无论是用本国的船只还是用某个中立国的船只进行贸易，无论是进行对外贸易还是海岸
贸易，海洋总是最重要的命脉，但在任何形式下它的海洋贸易都可能处于一个有着决定
性优势的对手的掌握之中。
所以，难道可以期望这样的对手会放弃如此的优势？会执意牺牲鲜血和金钱来打仗？
或者会既保持一支舰队，但又让它在用不着作战的同时毫不采取绑缚敌手、迫使它使用
不了自己的港口这类明显手段，从而使金钱白白花费？在和法国的战争中，英国的海军
不仅保护了它自己的商业，也打击了敌人的商业，这两者对于英国的胜利起了至关重要
的作用。
正是因为英国的海权虽然仍居于优势，但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已是今不如昔，不再
是无与伦比，英国才转而承认挂中立国旗帜的船只上的货物不可侵犯这一原则。这项让
步出自于地位的相对虚弱，或者也可能出自于某种被误解了的人道主义。不过，不管它
是否适当，它只会对中立国有好处，对强大的交战国不利。在政策上讲，对英国的这个
让步的唯一合理解释是：英国再也不能象以前那样承受额外的敌对负担，如果中立国将
和它的敌人站在一起的话。在另一个场合，我曾说货物受旗帜保护的原则永不会变了，
意思是说从当前的迹象来看，没有哪个强国会在海洋上强大到如此程度以至于可以用武
力推翻这个原则。
同样地，可以十分有把握地断言，一个对其海权有信心的国家或同盟永远不会作出
让步，让某个海上敌手的被不恰当地称作“私人财产”的东西免受侵袭。任何时代的较
弱的海上交战国都梦想实现这点。从它们的角度来看，它们的乍一看很合理的论点很有
说服力。拿破仑一世这个大掠夺者在把以战养战的原则推至极至方面是竭尽全力，毫无
恻隐之心，甚至在和平时期都毫不犹豫地以附属国为其军队的供给来源，用归根结底就
是以属于外国人的私人财产的财富来供养自己的军队，可是当他把别人对其帝国海上货
物的截获和对运行于一条内陆乡间小道上的一车货物的截获相比时，他倒变得理由十足，
表面上看来极具说服力了。
在所有这些论调看似合理的表层下面并不存在多少令人疑惑的思想，它们都没有认
识到情形的本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