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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给予的警策性之作用。正如前面所注意到的，这些因素更多地处于战略运筹而非战术
考虑之中，它们与其说是作用于战斗行为，还不如说是影响着战役部署，并且因此而具
有更为持久的价值。在这一方面，可以完全引述一位了不起的权威人士的箴言。杰米尼
说：“1851年底，我碰巧正在巴黎，一位声名显赫的人士不耻下问地询及近来在武器装
备上的进展是否将会对从事战争的方式带来任何大的变化。我回答说，它们或许会对战
术的细节带来冲击，然而，在惊心动魄的大战略行动中，以及一连串空前的战斗组合里，
现在正如同过去那样，胜利将来自促成在所有时代里的伟大军事统帅获胜的那些原则的
运用——无论是亚历山大还是凯撒，弗雷德里克还是拿破仑。”对于海军而言，这一研
究现在已比过去变得更加重要，正是因为当代蒸汽舰队所具有的巨大而又稳定的运作能
量，精心策划，巧妙构思的作战计划也有可能。而在单层甲板船与大帆船的时代里它则
可能仅仅因为老天的作弄而化为泡影，现在，这一困难已几乎不见踪迹。指导大型海上
军事行动的规则能够在所有时代里放之四海而皆准，并且它们就都是从历史中演变而出
——然而，运作它们的力量与天气几乎没有多少瓜葛和新近的发展。
通常赋予“战略”一词的定义将其限定于军事组合之中，其包括一个或更多的行动
领域，要么完全地各具特色，要么相互密不可分，但是都被视为实际的或迫在眉睫的战
争场景。然而，这恐怕只是指在岸上，最近一位法国著作者十分正确地指出，这一定义
对于海上战略，过份狭隘。“海上战略，”他说，“并不同于军事战略，因为它在和平
时期正如同战争时期一样是必不可缺的。确实，在和平时期，它能够采取购买或条约的
手段，通过占领一方疆土，可能会取得最具决定性的胜利，其优越的态势或许是通过战
争都几乎不能取得的。要学会通过在海岸的某些选定之地站稳脚跟的所有机遇来获得好
处，还要学会给最初只是仅作短暂用途之地予以确定性的占据。”有这样一代人，他们
在十年时间内目睹了英国成功地占领了塞浦路斯和埃及，表面上是以暂驻的条件，然而
这却无法促使他们放弃所占领之地。这样一代人可以欣然同意这一评论：这种暂驻确实
可以从那种暗地里楔而不舍的精神中得到持续不断的说明，正是凭借这种精神，所有的
海上强国取得了它们的人民和战舰渗透进的不同海域一处又一处的要冲，尽管比起塞浦
路斯和埃及来，它们不太那么引人注目或不太那么值得注目。“海上战略确实因此得以
奠定、支撑、提升一个国度的海上力量。战争时期如此，和平时期也如此”。所以，对
它的研究对于一个自由国家的所有公民都是利害相关具有价值的，对于那些承担有外交
和军事关系的国家而言，尤为如此。那些要么对于一个濒海国家至关重要，要么能够极
大地塑造其伟大成就的一般条件，现在将要得到检验。在此之后，对在十七世纪中叶的
各种欧洲领海国家的更为专门的考查——历史总结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将会起到阐释
与验证有关这一主题性结论的作用。
2·海权之要素
影响一个国家海上实力的主要因素可列举如下：地理位置；形态构成，
其中包括与此相连的天然生产力与气候；领土范围；人口数量；民众特征；
政府特征，其中包括国家机构
从政治和社会的观点来看，海洋自我呈现出的首要与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如同一条
大马路，在更好的情况下，则如同一块宽阔的公地，人们可以朝着任意一个方向行走，
只是在地上，一些显然走过的路径昭示控制性原因促使他们选择某些旅行之途而非其它
途径。这些旅行之途被称之为商路，而那些确定它们的原因正是在世界历史中要加以寻
找的。
尽管海洋有各种为人熟知和不熟知的危险，通过水路进行旅行与贸易总会比陆路容
易与便宜。荷兰的商业成就并不仅仅取决于它在海上的航运，也取决于众多一帆风顺的
水道，使其进入自身与德国的腹地既便宜又方便。相对于陆地，通过水路运输的优势在
公路短缺且状况十分糟糕，战争频繁发生，社会动荡不安的时期内，甚至更加显著，这
犹如同二百年前的状况那样。虽然当时海上交通穿越于强盗的危险之中，然而却仍然还
是比陆地运输安全与快捷。那个时期曾有一位荷兰作家，在估计其国家与英国发生战争
的胜算时，除了其它因素外，注意到英国的水道未能切入这个国家的纵深；因此，由于
陆路状况十分破旧，货物从该王国的一个部分转运到另一个部分就必须穿海而过，这样，
其中途就容易遭遇截击。至于纯粹的国内贸易，目前这一危险通常都已不复存在。在大
多数文明国家，今天，沿岸贸易丧失殆尽或消失仅仅只是由了不方便，尽管水路运输仍
然更为便宜。尽管如此，迟至法兰西共和国与第一帝国战争之际，那些对于那个时期的
历史与围绕其油然而生的轻描淡写的海军文献十分熟悉的人，都知道提及沿着法兰西海
岸从一个地点偷偷开进另一个地点的运输船队是如何之频繁，尽管大海之中到处都是英
国人的巡逻舰只，并且还具有良好的内陆道路。
然而，在当代条件下，国内贸易只是滨海国商业活动的一个部分。从外输入的必需
品或奢侈品必被运进其港口，要么用自己的船只，要么用外国船只。返航之时，可以装
载上与该国交换的商品，而无论它们是土地的恩赐，还是人类双手的成果。运输商业使
用本国船只，正是每一个国家的愿望，因此而来往穿梭的船只必须拥有可以安全返回的
港口，并且还必须尽可能远地在整个航程中接受所在国的保护。
在战争时期，这种保护还必须通过武装航运而加以扩展。一支海军的必要与否，从
狭隘的词义来看，来源于一支和平运输船队的存在，并随之消失而消失。当然，这得除
去一个国家怀有侵略趋向的案例——它维持一支海军仅仅只是作为军事机构的一种分支。
由于美国目前尚无侵略意图，并且其商业服务已不复存在，不断缩小的武装舰队和通常
对此缺乏兴趣就是逻辑上的必然结果了。当由于某种原因，海上贸易再度被认为需要付
出代价，一种膨胀到足够大的船运利益就将东山再起，促使战争舰队的死灰复燃。当穿
越于中美洲地域的河道似乎趋于成为现实，欲望的冲动就完全有可能强烈到产生同样的
结果。然而，值得质疑的是，由于一个和平的、爱好实业的国家并不那么具有远见，而
这种远见又必须具有足够的军事部署，尤其是在这样的时代里，它的成算又有几何？
当一个拥有非武装与武装的舰船的国家，让其船只离开本土，远航于他乡，不久就
会感觉到船只依赖于和平贸易、避难场所和供给的观点是有必要的。在今天，虽然陌生
但不失友好的港口在世界各地随处可见，只要世界和平得以延续，它们所获得的保护就
是足够的。然而，事情并非永远如此，和平也不会长久存在，而美国正是通过和平的持
久延续而获益非浅。早期，商贸海员不断在新的与未探索地区寻求贸易，在冒着来自疑
惑或敌对国家的失去生命与自由的风险中谋财获利，并且在收集有利可图的货物方面，
迟迟施展不开手脚。因此，凭着直觉，他们在其贸易航道的另一头往往寻求一个或更多
的站点，要么通过武力，要么通过恩赐。在那里，他们能使自己或代理人处于一种合理
的安全状态之中；在那里，他们的船队能够秋毫无损；在那里，本地有利可图的产品能
够持续不断地进行收集，期待着本国船队的到来，能够将它们运载到自己的祖国。由于
巨大的利润与风险并存，在早期的航行中，诸如此类的建制自然而然地大量繁殖，并演
变成为殖民地；而它们的最终发展与成功则依赖于它们得以出现的那个国家的政策与天
赋，并因此形成为世界历史，尤其是世界海洋史的一个庞大部分。并非所有的殖民地都
是具有上述那种简单而又自然的产生与发展过程，许多殖民地在其孕育、形成，在民众
的统治者而非单个个体的行为等方面，是更为正式并且纯粹政治意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