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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董建华宣布辞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2个半月后，6月2日，国务院根据基本法有关规定，批准曾荫权为参选特区行政长官辞去政务司司长的职务。曾荫权随即宣布： 他参选行政长官的选举工程正式启动。
从6月3日至6月16日行政长官补选接受候选人提名期间，曾荫权出席公开论坛，接受市民现场质询，亲自到访香港18个区，分别和市民直接对话，做出庄重承诺，举行造势大会，力争“一票都不能少”。他表示，我面对的不仅是800人选委会，而是700万香港市民的期望。我要让市民清楚知道，我如何去做，为什么去做，为什么能做得到。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由工商、金融界，专业界，劳工、社会服务、宗教等界，以及立法会议员、区域性组织代表、香港地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地区全国政协委员的代表等各界人士组成。按照规定，获提名的人士必须取得至少100位选举委员会委员的提名。最终，3名参选人中，只有曾荫权一人成为有效提名的行政长官候选人，得到674位选委的提名支持，自动当选为行政长官人选。根据2005年4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有关条款的解释，他的任期是第二届行政长官余下的任期，到2007年6月30日为止。
成功经历折射香港精神
曾荫权的人生经历，折射出香港由一个寂寂无闻的小渔村，演变成举世知名国际大都会的成功故事。他的经历所体现的，是一种刻苦耐劳、勤奋拼搏、开拓进取、灵活应变、自强不息的香港精神。
曾荫权生于1944年10月，祖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回龙新基村。作为一个警察的长子，他难以忘怀没裤子穿、一家8口住在警察宿舍的童年。虽然生活十分穷困，却苦中有乐：“我们有一个时间，那是50年代，住很小很小的房间，但一家人在一起，没有感觉缺乏什么东西。”曾荫权回忆说，邻舍生活，其乐融融，兄妹结伴“打球、捉迷藏、踩单车”，就这样度过了快乐的童年。父亲曾云信奉“棍棒出孝子”，身为长子的曾荫权经常挨打，但这无损他对父亲的敬爱。他曾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自幼被严父管教：买了隔夜的面包要打，买了发馊的豆腐也要打，可能因此养成了处事谨慎、坚毅刻苦的性格。
长兄如父，能够统领四个弟弟一个妹妹，与特区首长身份，在某种程度上有些不谋而合。曾荫权为此笑言：“有势力、有权力，但也有责任。我们家不富裕，我和大弟没有机会读大学，赚钱供老三、老四他们读大学，但我并不觉得我和老二少了什么，香港给了我们机会，在努力下，实现自己的梦想。这个香港梦，不是我个人的，而是香港每个市民都有的。”
由于幼年的经历，曾荫权一向相信努力会有回报。中四那年，由于中文不合格，被从B班降到D班，他视之为“奇耻大辱”，于是奋发图强，于中五时再升回A班。1964年，20岁的曾荫权预科毕业被香港大学建筑系录取，但他本人的兴趣在机电工程，加上自己是家中长子，需要先工作挣钱帮父亲供养弟弟妹妹。他开始走向社会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现时以生产“伟哥”闻名的辉瑞制药当推销员。回忆这段经历，曾荫权说，乐于求学和时刻反省是为人处世的重要原则，学习别人的长处，可以弥补个人的短处。“当年做推销员对我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吃的白眼、碰的钉子不少，但练就了我今天的耐心及与人沟通的技巧，还有每天都做自我反省的习惯。”
1967年1月，曾荫权考入港英政府工作。尽管没有大学文凭，但他却靠勤奋刻苦在公务员队伍中得以快速提升。两年后他升任二级行政官，4年后成功转职政务官。1981年，港英政府送他到哈佛大学攻读公共行政硕士学位，他以9A的出色成绩毕业，成为港英政府内首位毕业于哈佛大学的高官。对此，他谦虚地表示：“我珍惜每个机会，对每一门课程我都全力以赴，我很喜欢学习，但有这样好的成绩，我也很意外。”当年身在美国，曾荫权几度午夜梦回，只想吃一碗香港的云吞面：“那年冬天，外面下大雪，我的思乡病很重，我想念的不止是一碗云吞面。我的老家是香港，国家是中国，我知道，我一定要回来的。”
学成归来，他很快成为当时布政司霍德的主要助手。1985年香港随着《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进入过渡期，曾荫权协助霍德处理有关香港前途的问题，初露头角，并赢得“难题杀手”的美誉。之后他在港英政府长期负责财经事务，1993年5月任库务司，两年后成为港英政府首位华人财政司。香港回归后，他在特区政府继续执掌财政大权，2001年2月被国务院任命为香港特区第一届政府政务司司长。2002年，他因“多年来竭诚服务香港，成绩超卓”，荣获特区政府颁授的最高荣誉——大紫荆勋章。
曾荫权最为人熟知的，是香港回归之初面对亚洲金融风暴冲击，力主特区政府入市狙击“大鳄”。当时有人批评此举违反香港市场经济一贯的做法，为日后开了一个“坏先例”。不过事后的大量事实证明，若非政府入市，香港的经济将会被进一步拖垮。那阵子曾荫权办公桌上放着一个武士杀死类似鳄鱼的动物的雕像，他直称这鳄鱼就是“索罗斯”。他在事后承认，为应对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他曾在夜半时分两度落泪，“哭了两次，两个晚上。”既是为香港忧心，也因入市决定事关紧要，不能错，“做错了，受苦的不是我一个人，而是所有香港市民。用的储蓄不是我自己的钱，而是香港市民汗水的结果，用得不对那该怎么办？”言及于此，他仿佛仍心有余悸：“对付炒家是应该的，但对我自己的经济信仰而言，入市是不对的，我支持自由经济，但当时市场已经完全被破坏了，我们不能不做事。”一经决定，便要勇往直前，“决定了就不怕，一定要做好！当时外国人欺负我们，但我们经济基础很好，没有贷款，有充裕的储备……”1998年9月底，曾荫权前往欧洲和美国访问，利用出席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周年会议的机会，详细解释了香港特区政府入市干预的原因。他以扎实的金融功底和经济学素养所做出的阐述，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同和支持。
在曾荫权的办公桌面上有两件特别的物件：一张餐单及一本书的封面。曾荫权说，1996年，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东京一个宴会上，特别为他在餐单背后写了“港人治港，一国两制。江泽民”11个字，这张餐单他一直珍而重之地保留着，镶起来放在桌上。“另外一件是Fortune出版公司1996年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的发行本，当时有个资深的作者写了篇文章叫作 THE END OF HONGKONG，《香港的末日》。那个封面我也镶起来放在面前。对我来说，这两件事从不同的角度，对我来说都是很大的启发。”
恩爱鲍笑薇
每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女人的支持。曾荫权的经历典型地印证了这句名言。当年正是太太一次又一次的鼓励，曾荫权才加入政府工作，开启了从政之门。
“孤单的推销员”是曾荫权参选行政长官时对当年境况的自我比喻。几十年后他对这段经历仍然记忆犹新：“刚毕业找工作不容易，从7月一直找到11月才找到工作，做推销员。我挺喜欢做推销员的，那间公司很好，对我又好，但太太一直都不中意，说我成日东奔西跑，又要抽烟。我跟着人学抽烟，呛得要死。她、我阿妈、我姑妈，叫我一定要考入政府做事。如果不入政府，我想都结不了婚。”
在太太曾鲍笑薇看来，“推销员这份工作不适合他的性格，当推销员必须面面俱‘圆’，但他为人却比较耿直。”她笑言，自己当年鼓励曾荫权打政府工，还因为打政府工稳定。而曾家一直都是公仆，公公曾云是警察，弟弟曾荫培也是警察。所以她在谈恋爱期间，就鼓励曾荫权投考政府的行政主任（EO）。虽然第一次名落孙山，但在太太鼓励下，曾荫权终于1967年考到行政主任。二人婚后，她鼓励曾再考更有前途的政务主任（AO），结果于1970年考上了，从而打开了迈向特首之路的大门。
曾鲍笑薇形容，曾荫权性格踏实，做政府工作比较适合。但政府工作忙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