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波在战争前线-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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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该下台！”哈菲斯干脆的回答吓了我一跳。要知道，在当地普什图人普遍同情和支持塔利班的时候，　哈菲斯应该属于极少数“持不同政见者”，他的话如果让那些极端人士听见，弄不好会招致一通暴打。谈话中，我发现22　岁的哈菲斯是那种典型的开放式青年，他并不在乎如今失业待在家里，只希望日子过得轻松自在。他说，他有不少漂亮的女朋友，经常在一起幽会。他还说有机会要让我们见见他最漂亮的女友，她是一个正在学校读书的学生。按孙浩的话说，哈菲斯是个典型的阿富汗“公子哥”。据哈菲斯介绍，他家原来住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父亲曾在塔利班一家医院当医生，生活绝对属于“小康水平”。后来塔利班掌权后，采取了许多“不近人情”的做法。比如，塔利班士兵经常没有任何理由，就随意闯进市民家里没收人家的私人财产；对经商实行严格地限制，导致许多店铺纷纷关门。塔利班在医院里实行半军事化管理，弄得医院乱七八糟。他父亲在忍无可忍之下，两年前带着家人逃到了白沙瓦。后来我们和哈菲斯混熟了，他还特意带我们到他家做客。他家住在城东一处66　/　185　阿富汗人聚居区。见到有外国人来访，邻里们都跑出来看热闹。一大堆孩子围着我俩像观赏大熊猫一样，从头到脚看个遍。富有爱心的孙浩对其中一个六七岁的小姑娘欣赏不已，硬逼着我承认那位大眼睛、长睫毛的小姑娘像中国女孩。哈菲斯说，这里的人家都是近年来为躲避战乱灾荒逃到白沙瓦的，虽然他们的生活较为艰苦，但毕竟还能过上平静的日子。问及以后的打算，如今失业在家的哈菲斯毫不犹豫地说：“出国。”他说，他的一些亲戚都在国外，姐姐已在德国定居，哈菲斯准备去德国让姐姐帮助找工作。后来我发现，在阿富汗，像哈菲斯这样想出国的青年人很多，他们希望用这种方式尽快改变自己的生活现状，从而实现自己的某种理想。按照哈菲斯的话说：“无力改变阿富汗，只好一走了之。”　当被问到如果出国之后、是否还想回阿富汗时，哈菲斯无奈地摇摇头说：“那里天天闹打仗，回去干什么？等以后和平了再说吧。”　难民营里有塔利班战士10　月6　日，战争爆发前一天，也是我抵达巴阿边境采访的第18　天。这些天，我几乎每天都与后方通电话，希望得到较为“明确的指令”，比如“设法或立即进入阿富汗采访”之类。但得到的除了领导和同事们关切的慰问，　就是“千万别擅自行动！”的告诫。对此，我虽然心中焦急，可又没办法。无奈中，我只好将注意力集中到反映难民的生活上。当时，被逼无奈地蹲守在白沙瓦的数百名记者，也大多将采访的焦点转向阿富汗难民营。但是，巴政府却不允许采访难民营，急得很多记者哇哇直叫。“为什么不让记者采访难民营？”我们曾经愤愤不平地追问过当地的记者。那位报纸记者神秘地回答：“难民营可是个复杂诡秘的地方，说不好还藏着塔利67　/　185　班战士呢。”他的回答让人将信将疑，却更勾起我们要设法进入难民营采访的好奇心。10　月6　日上午，我们怀揣着尼亚兹写的纸条，连哄带撞地闯进了当地政府内政部部长的办公室。偌大的部长办公室，除了桌上的一堆文件纸，基本见不到像样的现代办公设备。约摸50　岁上下的部长显得十分疲惫，手托着下巴，边看文件边听取我们的陈述。我们想进难民营的理由很充分，也很正当，如“13　亿中国人民想知道阿富汗难民现在的真实情况”、“呼吁国际社会帮助巴基斯坦解决难民困难”、“用客观报道澄清某些外国媒体对难民情况的不实报道”等。看我们说得差不多了，部长终于开口：“根据可靠的线索，难民营很可能潜伏着一些逃出来的塔利班战士和‘基地’组织成员。你们外国人跑进去万一出了问题，我们担当不起！”他还告诉我们，目前已有上百位外国记者提出申请，都已被拒绝，理由很简单：“为了保护记者的安全。”　眼见在部长那里捞不到好处，我们只得赶到当地政府新闻部去“坐等”。新闻部挤满了外国记者，我们耐心地等了半天，发现那个从前曾陪同我俩去边境线采访、并拿过我们好处的老头儿，一直在和几位西方记者嘀嘀咕咕，对我们视而不见，似乎早把我们“贿赂”他500　卢比（当时1　元人民币约合8　个多卢比）的事抛到脑后。“这老头肯定拿了人家更多的好处。”我们心里有气可又没办法。当时的500　卢比的小费，对我们来说是个大数目，可比起那些一出手就是几十甚至上百美元的美国、日本记者，我们也只得自叹不如。情急中，我们站起身，驱车闯到西北边境省难民事务委员会，找官员哈菲兹先生，拿出死缠硬打的办法，硬是“泡”在老先生的办公室不走。多次接受过我们采访的哈菲兹已经60　多岁，他真有些拗不过我们这两个“来自兄弟国家”的68　/　185　记者，最终一咬牙，给我俩特批了一张去沙姆沙通（Shamshatu）难民营采访的许可证，此时已是午后两点多。进入沙姆沙通难民营我们顾不上吃口午饭，沿途叫上已经熟悉的哈菲斯为我们指路。谁知这位难民营出身的小伙子开始还吹牛说自己路熟，后来却也转了向，带我们走了不少冤枉路。最后还是路遇一个开拖拉机的司机好心带路，才总算找到了地方。沿途山路坑洼不平，害得孙浩的丰田熄了好几次火。有20　年历史的沙姆沙通难民营建在一座光秃秃的山上，是由联合国难民署和当地政府联合修建的。目前居住着1　万多个家庭，约10　万难民。最早的一批难民同样是20　世纪70　年代末至80　年代、阿富汗遭受前苏联入侵时逃到此地的。其中也有部分是阿富汗局势紧张以后，刚刚逃来的新难民。前者一般住土坯房，　而后者大多住在临时搭起的帐篷中。来到沙姆沙通难民营门口，递上“许可证”，我们被一群阿富汗把门人“验明正身”后，领到一间小屋里坐下。不久，一些穿戴讲究，一看就是有身份的人物与我们见面。通过哈菲斯的翻译知道，他们过去在阿富汗都是一些地位显赫的人物，如部落长老、政府官员、地方军阀头目等。“有塔利班的手下吗？”我偷着问，哈菲斯使个眼色点点头。由于语言不通，人家讲普什图语，我们讲英语，　没讲几句，彼此就只剩下点头微笑或者大眼瞪小眼地喝茶的情景了。我们的眼光不时瞥向一位在抗苏期间当过军队指挥官的人。他满脸通红，眉宇间露出几分凶相，孙浩和我都认定他是“塔利班”。出发时，一位端着枪的警察二话不说，挤进我们的汽车，一问是难民营派来保护我们的。此时，我们才发现，同行的还有美国NBC（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69　/　185　的电视记者。开始我惊叹美国记者还挺能钻，反过来一想，我们能托关系、走后门，人家老美就不会花些美金、施个美人计什么的。我和孙浩嘀咕，这时可不能听我摄影部老板徐祖根“要多跟美国记者在一起”的话，眼下必须和美国记者划清界限、保持距离。塔利班最恨美国人。万一难民营藏匿的塔利班士兵向他们打冷枪，我俩可就成了炮灰了。难民营里的景象让人心酸。每座帐篷里几乎都是空空荡荡，除了一些破被褥，　就是几件熏得发黑的炊具。难民营里除了妇女和孩子就是老人，很少见到青年人。难民们告诉我，许多阿富汗青年被塔利班强行征兵，侥幸逃到这里的年轻人又不得不出外流浪打工。我们走到一处摇摇欲坠的土墙前，一个四五岁大的小女孩不错眼珠地盯着我和我的镜头，竟吓得哭起来。我赶快拿出10　个卢比塞到她的手上，小姑娘顿时停止了哭泣。望着小姑娘眼泪汪汪而又满足的神情，我心里一阵发酸。10　个卢比的给予，已经让她感到莫大的欢欣。可能是有当地人和警察保护的缘故，我们的采访拍摄没有遇到太多的麻烦，　这已经让我们感到幸运。10　月的巴阿边境依然出奇地热。我从临时帐篷区到土坯房居住地，登高、爬坡、上墙、跨沟，一会儿就忙出满身尘土和臭汗。正当我拎着相机四处抓拍难民里的镜头时，发现美国记者的镜头正在瞄准我。我下意识地赶忙躲闪。没想到老美友善地眯起眼睛，冲着我点头笑了笑，那意思仿佛在说：“朋友，你的镜头和难民一样精彩。”　一路上，我不时地自报家门：“我是中国记者。”有时看对方不明白，干脆扯起我用红圆珠笔写在摄影背心上的“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