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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日傍晚前，皇帝自南内（兴庆宫）移居北内——唐皇宫以太极宫（最旧）称西内，大明宫称东内（为主要宫城，大典、大朝皆在大明宫宫城），北内，在地方上应是玄武门西苑禁区；不过，唐玄宗在位的中后一段时期，以兴庆宫为起居，大明宫在兴庆宫之北，因此，移居北内，也可能是入居大明宫，因为兴庆宫独立孤处在市区中间，安全防卫不及其他宫城，所以移居，是为了安全。
移居后，皇帝命龙武大将军陈玄礼调双禁军，厚赐钱帛，并选了九百匹马。
——这些事，都是在宫城内秘密进行的。
六月十三日（乙未）黎明前：大唐天子与宫城之内的皇子皇孙、部分嫔妃、杨贵妃与其姊妹、亲近宦官、宫人，以及杨国忠、韦见素、魏方进、陈玄礼等，悄悄出延秋门而逃。
（注：长安城九门，东三门曰：通化、春明、延兴；南三门曰：启夏、明德、安化；西三门曰：开远、金光、延平。其北为皇城，越皇城而北向为宫城。皇城东南西共七门，北面通宫城三门，宫城北通西苑、禁苑，为定武门、重玄门，定武门即前时之玄武门。延秋门之名不见于吕大防长安城图，永乐大典及程大昌唐宫城图亦阙其名，仅李好文“唐三苑图”志之，延秋门实在是唐宫城之外，并在西内苑之外，为西北宫外禁区的外苑城门。其地为汉时古宫城所在，亦即汉未央宫之西城，此西边墙城，自北而南，有三门，曰：雍门、直城门、延秋门。）
皇帝一行人黎明时从延秋门禁区逃出，则前夕之移居北内，当是住玄武门禁军中，非如前人所谓住大明宫也。
我特别要指明逃走的地方，是为着这次逃亡是极秘密的，也是不道德的，皇帝逃跑，连住在宫城以外的皇族诸王及皇族百官，皆不通知。
皇帝在黎明时逃走了，皇城中人当时亦未知，是日，官员们依然入朝，等到宫城开启，内宫宫人逃奔而出，始知皇帝已弃城而逃，于是，城中大乱，诸皇族中人及百官士民四出逃窜；流氓宵小，出动偷窃抢劫。长安城于一日之间，陷于空前大乱中。而此时，安禄山部尚在潼关，距长安有数百里之遥也。
至于逃亡的皇帝一群，派内侍监宦官王洛卿先行至咸阳望贤宫准备午饭，结果，王洛卿与咸阳县令都私自逃走了，皇帝出奔，走了四十里至咸阳望贤宫，已日中，大家都没有饭吃。杨国忠去买了些胡麻制的蒸饼供皇帝充饥，未曾逃走的民众，以粗饭、麦豆献给这一行逃难者，皇子皇孙皆以手掬之而吃——逃亡才走了四十里，狼狈相立刻显露了，此去多艰，可以由此而想见。
这顿午饭，先是狼狈，后来，还是由随行的御膳造了饭菜，供应逃亡者群。
下午，未时集中，再出发西奔，夜将半，一行人才到金城。（注：金城距长安八十五里，属京兆府，本名始平县，唐中宗景龙二年〔公元七○八年〕，因金城公主下嫁吐蕃，唐皇室人员送行至此而别，唐帝乃易始平为金城县。）
金城县令已经逃走，县中百姓也大多亡匿，兵士们就破空了的民居住食，皇家诸人胡乱宿于驿中，内侍监袁思艺看情形不妙，带了几名亲信先逃了。
这情形，比在咸阳时更加狼狈。
当夜（或次日清晨）监军潼关的王思礼，自间道逃抵金城，报告守潼关大将哥舒翰被俘事。
六月十四日（丙申）大唐皇帝的逃亡者群抵达兴平县境的马嵬驿。
兵变和政变，就在马嵬驿发生。
在此，先说明一下马嵬的地形：驿栅城在马嵬坡西，其东则有佛堂，可能附于驿亭，皇帝则止歇于驿亭。杨国忠一行，可能在后，与一批逃出的外交人员和朝官在一起，那时，因食物缺乏，吐蕃的外交人员二十余人，找到杨国忠等，要求食物。陈玄礼属下的四军，此时当已与在后路的太子李亨有所勾结，于是，借此机会制造兵变，他们说：杨国忠和吐蕃外交人员在一起是谋反，立刻发动，杨国忠当亦有家甲，急奔赴驿栅城，至西门，被叛兵追上杀害，其长子户部侍郎杨暄、韩国夫人，亦被杀——
他们二人的死址，当在马嵬驿亭以东，国忠死处则在驿亭及佛堂之西。以上三处的距离，无法准确考据，大约，驿栅城和佛堂驿亭之间的距离，应在一至二里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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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贵妃》附录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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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忠被杀时，皇帝但知外面喧闹而不明发生何事，应可想及距离不会很近。
于是，才有上面写过的赐杨贵妃死之事发生。
杨妃死后，四军暂安，皇帝大约立刻离开了驿亭而西行向栅城。
那时，在后队的太子李亨尚未入马嵬境内。马嵬事变之后，皇帝等待太子久不至，使人问讯，得知了太子有异志，不肯随行入蜀了。结果，皇帝分后军两千人及飞龙厩马予太子（实际，这些军马，早已在太子控制中了）。但此一结果并不是立刻决定的，其间，有会商，太子李亨派儿子广平王李俶为今表，而皇帝，则派皇子李瑁（寿王，杨贵妃的前夫）及高力士为代表，与太子谈判。高力士与李瑁，便往返于马嵬栅城与后军之间。
那是在一天中发生的事故，而且，时间应只在下午。这可从路程算出：
兴平县属京兆府，据元和郡县志：“兴平县东至府九十里。”又载：“马嵬故城在县西北二十三里。”据此，马嵬距长安为一百一十三里，距金城为二十八里。唐皇帝一行夜半始至金城，第一日行八十五里，大家困惫不堪，第二日的启程时间，当不可能太早。故大队抵马嵬，当在午刻，盖准备在马嵬城午饭者。兵变发生的另一促成，当与午饭无着落有关，各有关史料皆言将士既疲且饿。而最值得注意者，当是吐蕃使者群以无食而找杨国忠。则马嵬之变的时间，可以断定发生于六月十四日午时，再深入一些，时间应在午正以后，至午正更晚些而午餐尚无着落，外交人员才会找宰相诉说。
从杨国忠逃而被追杀，进而戮毁肢体，悬首驿门，其子杨暄及韩国夫人即令同时被杀，但御史大夫魏方进则于杨国忠被杀后出而呵责兵士时被杀；之后，又有韦见素出，被叛兵打伤头部。
在以上的事件之后，才轮到皇帝闻讯，以及由高力士问明情由，陈玄礼要求并杀杨贵妃，李隆基不应，往复几次，不得已而下令赐死。如此，杨贵妃死后四军罢乱，计时当近未末矣。
之后，皇帝待太子不至及不得已而任命太子，由太子别行，寿王李瑁与高力士往返，当在申时。
杨贵妃被缢死，执行者是内侍，在逃亡中，大约不可能找到缢杀人的专家，而缢死一个人，通常并不是一缢即死的。内侍们对杨贵妃或手下稍留，或有意、或意外，皆可能缢至气厥而未毙命。四军以皇命赐死，再或见缢，又或得知执行者报，以杨贵妃而解围罢乱，皇帝不忍看是余事，现实的情势则迫他非离开贵妃死处不可，如此，皇帝与从府及军士走后，贵妃复苏，就只有随侍奉命料理殡葬的内侍、宫女群知了。
杨贵妃待人仁厚，宫中侍从对她有深厚的感情，遇到这样的事，设法救援，应是情理之常。再者，往返途中的寿王李瑁，为至爱杨玉环的，他妻子被父皇所夺，遇此，岂有不稍加援手之理？高力士与贵妃的关系，自更不必说。因此，杨贵妃倘若未死，代为掩饰及协助她另路脱身的人是有的，而且是极可靠的。
这是杨贵妃可能不死而逃向别处的一些情理上的推测。
其次，是杨贵妃赴日本的问题了。
当时，在长安有不少外国使臣，日本国遣唐使唐玄宗朝为最盛，人数多，除外交官外，学生、僧侣、商人更众（见日本人本宫泰彦着《中日交通史》）。李隆基逃亡出都之后，那些外国使臣也随之西奔，走在前面的，如吐蕃使。日本遣唐使等，当亦在西奔之路，但可能和李隆基不同路，又或在后面得知前途兵变而取间道行。这有左证可资参考。
从长安逃出来时，皇帝一行怕道路阻塞，先秘密走，但皇帝逃出延秋门后，在外面的皇族及百官立刻晓得了，其中，有若干特权人物，应该早就有知，或早已准备，因此，在当天黎明之后，大约较皇帝出奔迟半个至一二个时辰间，其余的显达，也次第逃亡了。
西奔的大路是在渭水之北，自宫城北禁苑西门出，通过渭水上的便桥至咸阳，沿大路向兴平、武功、扶风而进。至兴平马嵬驿时兵变，道路自然受阻，在后面的人，不少另行觅路奔亡，其中一支人再渡渭水，沿渭水南岸小路而进，如杨国忠妻子裴柔和她的儿子（或二）及虢国夫人与子裴徽，皆走别道，逃至陈仓始被杀害。
据当时的各种史料综合报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