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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不变，道亦不变。
跋
1985年我在花城出版社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军阀》，内容是反映民国初年南北政治的嬗变。在那以后，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在辛亥革命后，不能完成从帝制向民主政制的转变？为什么我们无法照搬西方的民主政制？为什么美国的独立战争、南北战争可以孕育出华盛顿、林肯这样的人物，而我们却冒出个袁世凯，以及大大小小的一堆军阀？为什么我们一次次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总是跳蚤？莫非这片土地真的与别不同？辛亥革命并未能推翻两千多年的“秦政制”，宗法专制的道统依然坚固，“民国”只是作为“帝国”的变种，继续传承；为什么日本这样一个蕞尔小国，明治维新后能够迅速崛起，而中国一个泱泱大国，在辛亥革命后却陷入了漫长的战乱？我们究竟迷失在哪里？为什么当历史一再出现可供选择的十字路口时，我们却一再错失良机？
这些疑问，在《军阀》一书中没有回答，但它在我脑海中深深扎下了根。1980年代末，我写过一系列短文，试图把社会政治文化形成与演变的原因，与地理、气候、文化背景、族群心理，甚至生理原因联系起来考虑。
1995年，我和花城出版社编辑林青华谈到这些想法，他非常感兴趣，建议我写成一部小说，作为《军阀》的续篇，这就是我写《草莽中国》的缘起。林青华还提议我以民国初年的中国外交为题材，再写一部小说，与《军阀》、《草莽中国》合成完整的“民初政治三部曲”。他的构思很吸引人，我亦跃跃欲试，可惜最后出于各种原因，只写成《草莽中国》，而未能完成三部曲，而林青华也离开了出版社，到大学任教去了。
我深信《草莽中国》所提出地缘文化、区域文化对近百年中国革命性质的重大影响，对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深远影响，是有一定研究价值的，所以不太希望以小说形式来写，但林青华非常热心地想促成“三部曲”这个大计划，力劝我写成小说，我尊重他的意见，结果就有了1996年花城版的历史小说《草莽中国》。它是我在《军阀》之后对中国问题苦苦思索十年的一个小结。
2006年，我接到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社科图书中心李黎明的电话，他说计划重版《草莽中国》。我非常吃惊居然还有人关注这部书，而尤使我兴奋的是，他也认为小说体裁所特有的野史、猎奇色彩，难免会减弱作品的思想分量，他建议不如以史料为依据，秉笔直书。这与我最初的想法不谋而合，因此我们几乎没有作太多商量，便取得了很好的默契。
非常感谢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给我这个重新修订《草莽中国》的机会，对史料进行了重新梳理、补充、订正，于是有了现在这部《大国的迷失》。尽管原来的《草莽中国》也没有虚构的情节，但修订后，抛弃了小说形式，删除了大量无关宏旨的描写，使脉络更加清晰，而读者亦可以排阖直入，直捣核心。
这十年来，史界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更多的史料也已公之于世。但我依然毫不怀疑，本书所提出的地缘政治问题，对中国的昨天、今天与明天，仍然是一个值得关注与思考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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