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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熙的理财方针，概言之为“开源节流”四字。他一再强调，开源不因征敛而伤民为要，举办税项，必须注意轻微而普遍，公平负担，方能培养税源。
他一上台，就大幅提高了卷烟、火柴、水泥三项统税的税率，从而使每月的统税额，由以前700余万元，一下子猛增到977万元。银行家们都担心，如此征税，只能摧毁民族工业的前途。
1934年，纸币发行量首次突破五亿大关，通货膨胀率比14年前翻了六番。徐州一带，甚至有把纸币撕成四块，每块以2。5分价值流通的怪事发生。升斗小民，叫苦连天。
为了抢救财政危局，5月政府召开第二次财政会议，集中讨论废除苛捐杂税、改良税制、确定地方预算、整理币制、救济农村金融等问题。会后，由财政部明令各省：一、永远不准再增加田赋附加；二、永远不准再增加不合法税捐。以此来树立中央威信，争取民心。
1934年6月，美国参众议院通过的《购白银案》，国际市场银价飞涨。中国是以白银为通货，因此，白银价格和国际汇率一有风吹草动，中国马上会头痛脑热。8月9日，美国宣布白银国有，银价直线飙升。投机大军排山倒海，在内地狂购白银，输出美国。上海的存银，从两年前的1531亿，猛跌到只有298亿。1934年的白银净出口量，不计走私，达到2。57亿元。
财政当局大起恐慌，紧急颁令，标金交易以关金结价。外汇行市，以中央银行挂牌是瞻，又开征白银出口税，加课平衡税。市面银根变得十分吃紧，银行放款几乎停顿，关税也受到严重威胁。金融界一片水深火热。投机家抛出的资金无法补进，以致哀鸿满地。
第59节：第十二章太阳从东方升起，在西方落下（7）
天津的义生银行因投机失败首告停业，四聚、泰丰、裕聚、宏达四家银号也步其后尘，宣布破产。紧接着，恩庆永、恩庆厚两银号停业，华义银行也同时搁浅。倒闭之风愈刮愈烈，因挤兑、周转不灵和受市面不景气影响而关门大吉的银行，多达26家，另外还有132家钱庄垮台。
财政部限制白银出口，未见其利，先见其害，公众信心更加动摇。如果差价持续下去，白银势必通过合法和非法途径，继续外流或贮藏起来，从而引发恐慌；但如果政府提高汇价，使之与国外价平衡，又会使通货更趋紧缩，从而刺激白银出口，造成和限制出口以前相同的局面。
这是两难选择。如果通货进一步紧缩，必然导致利率上涨，商业利润减少，失业增加，政府收入下降。1935年1月，宋子文预言：“危机到来时，银行体系将崩溃，国家将被迫发行不兑现的纸币，政府财政将完全被破坏，将对中央政府当局造成灾难性后果。”国民政府的外国经济顾问杨格、洛克哈特和林奇也都警告说，汇价上升和通货紧缩所产生的危险，远比走私白银更为严重。［美］杨格《1927…1937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币制改革的条件成熟了，经过相当秘密和紧张的筹划之后，财政部以闪电速度，宣布实行法币政策。孔祥熙向全国表示他的决心，在18个月内使财政达到预算平衡，并决计避免通货膨胀。从宣言发表之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发行的钞票定为法币。各省市停发钞票，把新旧券连同准备金查明报部，这意味着中央要接收各地银行的存银了。
为了取得上海帮会的支持，孔祥熙把杜月笙请进了法币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虽然国民政府的英国财政顾问对此提出异议，但孔祥熙解释说：“杜毫无疑义是一个大投机倒把分子，他也是个黑帮的大头目，但是在上海，杜的手下有十多万人，听从其命令，他随时可以给你制造出骚乱来的。”
孔祥熙采取雷厉风行的手段，开始进行第二次债务清理。1936年2月，孔祥熙奉派为整理内外债务委员会委员长。当时到期的债券高达1。26亿元，预计在今后五年之内，将有57％的本金到期，需要偿还。
根据美国财政顾问的建议，把38种债券（除去少数几种性质特殊的），按照到期日子的远近，分成五组，每种债券的偿还期均须延长，统一后的债券，利率一律六厘，不能改变。上海帮会再次表明支持态度。杜月笙甚至迫使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会议接受政府发行的“统税库券”，年息为6％，偿还期比其他更长。
统一公债，使政府得以喘息机会，这对于稳定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财政，起到了异乎寻常的作用。
孔祥熙通过改组中、交两行、实施法币政策和统一公债这三步棋，完成了对东部财团的全面改组。
东部财团对政府的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了。蒋介石以牺牲东部财团的利益，换取了中央在迁都四川以后仍能生存下去的条件，不能不说是一种卓尔不凡的远见。但也埋下了危险的种籽，总有一天会结出累累恶果。
尽管宋子文、孔祥熙的努力，取得了蔚然可观的成绩，但对中国的经济颓势，却无力挽狂澜于既倒。这是非常可悲的。
原因究竟何在？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在财政上的决策，“几乎完全是以非经济因素为基础的”。战争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整个统治时期，并没有获得过一天的和平日子，以从事经济建设。
这非某个人所能承担的责任。历史的选择如此，天夺其魄，就算神仙也救不了。
19世纪中叶以降，几乎远东所有国家，都面临着一个东西方文化冲突的问题。日本、朝鲜、菲律宾、暹罗都曾受到文化问题的困扰，但是，它们比较容易找到解决的方法，而中国就不行。
中国的面积相当辽阔，相当一个大洲了；中国的历史相当悠久，几乎可以说是远东文化的发源地。这两个因素加起来，使中国的现代问题变得非常难解决。
第60节：第十二章太阳从东方升起，在西方落下（8）
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差不多都是儒学的奉行者。蒋介石也不例外，他崇拜王阳明的学问，把曾国藩视作最高的道德楷模，他深信民族生存的首要条件，是民族的自尊心。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中国革命的完成，必须以传统道德的重建作为基础。
蒋介石和宋美龄联手发动新生活运动，试图改造中国国民之习性
尽管蒋介石在1930年受洗成为基督徒，但在他的内心深处，却永远也无法摆脱“天下安危，定于一身”的帝王思想。
1934年，蒋介石在全国发起一场新生活运动，反映出他的脑子里充
满了种种矛盾的、莫名其妙的观念。这场新生活运动的宗旨，是希望藉着恢复中国的传统道德，为“民族复兴”注入具体的内容，使之成为安内攘外的一种精神动员。
所谓传统道德，集中体现在“礼义廉耻”四个字上。蒋介石从南昌回到南京后，成立了“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发动童子军和学生到处宣传“礼义廉耻”的四项做人原则。号召人们“不要随地吐痰”、“消灭老鼠和苍蝇”，又组织了农村重建队，深入穷乡僻壤，检查个人卫生和公共卫生。
但是，新生活运动并没有告诉人们怎么应付日益严重的外患，只是劝诫人们的生活要整齐、清洁、简单、朴素。
新生活运动，首先在东部城市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了。童子军纷纷走上街头，严肃认真地执行起纠察任务，凡衣冠不整、口叼香烟、涂脂抹粉、随地吐痰的，一律被当众训斥，甚至用红墨水在他们身上盖上标记。
独具一格的“运动”方式，是中国人的特产。他们有办法让任何一件严肃的事情，变成闹剧。
新生活运动究竟取得了什么成绩？据说，“即使在走路的一个细节上，大家也懂得模仿英国人，靠着左边走了”。仿佛这是足以自豪的莫大胜利。
当然，在国民政府控制得最严的那些城市里，实际的成绩不止于此。城市的排水系统、自来水供应系统、道路系统的改造和修建，确实开始着手进行。批评迷信、简化丧礼，以及举行集体婚礼一类移风易俗的改革，也时时见诸报端。
不过，广土众民，鞭长莫及。出了东部数省，新生活运动，就成了市井乡愿茶余饭后的谈资。
尽管大多数中国人对新生活运动毫无兴趣，但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却持欢迎态度，因为他们切身感受到中国的混乱、肮脏和腐败。他们能够理解这种把基督教的某些教义和儒学糅合一体的努力。
相反，远在大洋彼岸的西方国家，则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这是蒋介石为了转移人们对日本侵略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