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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蒋介石以牺牲东部财团的利益，换取了在抗战爆发后，政府迁都四川的生存条件。对于蒋介石来说，这种以空间换取时间的做法，无疑是一种自杀的行为。
宋氏家族，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显赫的家族之一。
宋美龄（左）、宋霭龄（中）、宋庆龄（右）三姐妹
长女宋霭龄，嫁给了孔子的后裔、中国最富有的财主孔祥熙；二女宋庆龄，嫁给了孙文，成为一位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物；三女宋美龄，嫁给了蒋介石，成为蒋和西方世界的一座精神桥梁。
然而，在宋氏家族中，从事着繁重的具体工作，并且取得最骄人成就的是长子宋子文。他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博士，第一次担任银行总经理时还不到30岁。
1926年，宋子文出任中央银行行长和国民政府财政部长。1928年统一告成，宋子文开始着手整顿财经状况，和贸易减缩、金融混乱、工业萧条、信贷危机展开困难重重的斗争。
1928年6月下旬，一批私人企业家和财政专家在上海召开了全国经济会议。紧接着，7月上旬，国家和地方的财政官员也齐集南京，召开全国财政会议。他们讨论的题目相当广泛，包括国家收支、债务、银行金融和币制等方面的问题。
宋子文心情振奋地说，随着军事结束，训政开始，“就目前论，自以统一财政为第一要义。盖庶政非财莫举，如财政不能统一，由其他庶政，更无统一可期。”吴景平《宋子文评传》。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他坚信这是中国迈向民主制度的重要一步。两个会议都认为，控制财政岁出是当务之急。宋子文极力主张建立一个强有力的预算委员会。但是，控制岁出的前提必须是确保岁入。
第57节：第十二章太阳从东方升起，在西方落下（5）
财政部在1928年公布了《划分国地收支标准案》，把税收中比重最大的田赋，由中央划归地方。此举平衡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而中央则另辟邮包税、煤油税、印花税、矿税、国有事业收入等10项税收，又提高了关税和盐税。因此，中央的税帐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有所上升。
不久，国府根据孙文生前主张，实行裁厘。中央以加征统税、提高关税作为补偿。地方虽然也开辟了营业税，但在穷乡僻壤，营业税微不足道，为了补偿厘金通过税，地方只有提高田赋和大征苛捐杂税。
这只是东部几省的情形，再远一点，中央心长力短，别说普通税收，就连关税、盐税，都有可能被地方当局截留。
在整顿税收的同时，宋子文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整顿债务上面。能否控制岁出，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政府的财政收入，限于东部一隅，光靠税收，不敷应用。每逢床头金尽之际，唯有举债。鉴于舆论对借外债十分敏感，政府唯有向国内举债，也就是向上海的大亨们借贷。1931年的时候，南京政府有一半乃至三分之二的债券与票据，掌握在上海的金融家手里。
从1927年至1933年，政府共发行公债11。41亿元。这些公债都是以债票向各银行抵押现款，由银行按市价出售债票后，再结账付款。往往在出售债票时，市价大跌，政府拿到手的钱，只有票面的五折至六折，可是还本时，却要按十足计算。
中原大战期间，政府花钱如流水，宋子文罗掘俱穷，无法应付。蒋介石能想出来的办法，就是让中国银行继续增发库券。银行的资金，纷纷用作投机；纸币滥发，放款膨胀，埋下了金融危机的种子。
淞沪抗战时，政府迁都洛阳，虽说是一个象征性的姿态，但对东部的资本家来说，却是一个晴天霹雳的信号：政府没有能力保护东部，如果发生战争，政府就只能放弃东部沿海地区，迁往西北。
战争使得上海的工商业陷入半瘫痪状态，证券价格狂泻至历史最低点。上海的大亨们鸡飞狗走，自顾不暇。除了东部本身遭受战火重创之外，还有两个很要命的因素：一个是1931年的东北沦陷和江淮大水灾，使市场大大萎缩；另一个是1931年下半年世界各国纷纷放弃银本位，改为金本位，导致白银价格暴泄，中国几乎是世界上惟一采用银本位的国家，因此受到极大影响。
这时政府应还之债约为三亿，还有八亿元的内债，必须在今后五年之内还本付息。整顿债务不仅势在必行，而且刻不容缓。
宋子文和上海的金融家、财政专家、工商业代表——包括债券持有人联合会——举行紧急磋商。大家看得很清楚，要么债权人让步，要么同归于尽。对债券持有人来说，实际上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前者。
一个确定在2月1日实施的方案出台了。把每个月用于内债还本付息的钱削减一半，定为每个月860万元，即每年1。32亿元，利率一律每年六厘。偿还期限延长一倍。全部债券由关税担保，取消盐税和其他国内税收的担保。
宋子文的方案得到了上海帮会的鼎力支持。由杜月笙控制的债券持有人联合会以上海各金融团体名义发表声明，接受整理公债的命令，并号召所有持票人与政府紧密合作。宋子文感激不尽。在2月26日的讲话中，他喜不自胜地说，这一事实“向全世界证明中国人民在民族危机的时候是团结一致的”。
1931年，国民政府创造了成立以来第一次收支平衡的奇迹（如果把北洋政府也算在内，中国政府的财政只在1914年和1916年两年略有盈余）。宋子文以骄傲的口吻说，这一奇迹“正发生在世界上几乎每一个国家，都在普遍大危机中有了巨额财政亏损的时候；也正发生在中国政府除应付经济萧条之外，还不得不承受1931年大水灾造成的浩大损失、银价暴跌的影响，和日本攫占满洲进攻上海的时候。”
战争对上海的破坏是显而易见的，而共产党则远在江西，对东部沿海地区，似乎不构成什么威胁。因此，宋子文痛恨日本，不赞成蒋介石把他辛辛苦苦筹来的钱，统统投到剿共战争中去。蒋宋二人的龃龉，由此而生。
第58节：第十二章太阳从东方升起，在西方落下（6）
在宋子文看来，蒋介石只知道伸手要钱，不知道这钱来得多么艰难。当他面对上海滩的一片瓦砾焦土时，他半赌气半认真地说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话：
“如果中国面前摆着共产主义和实行军事统治的日本军国主义这两种抉择，那么中国将选择共产主义。”［美］斯特林·西格雷夫《宋家王朝》。星光书店，1985年版。
这种言论，为蒋介石所深恶痛绝。他一意孤行，把高额军费继续花在江西。宋子文所创造的收支平衡像一个梦幻，转眼间烟消云散。1932年财政重新出现赤字。1933年，蒋介石狮子大开口，要求把军费开支再提高几百万元；另外，军队已经欠饷两个月，要补发得筹几千万元；各军的冬装费又是几百万；军队每月的军饷再加1000万，目前至少得筹到2800万元。
由于对国内政治的看法、财政政策和外交政策，都和蒋介石发生重大分歧，走投无路的宋子文被迫辞去财政部长的职务，并辞去行政院副院长、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等本兼各职。据说导致他辞职的直接原因是，在一次争论中，蒋介石按捺不住暴躁的情绪，打了宋子文一记耳光。宋子文愤怒地对继任者孔祥熙说：“从前做财政部长是狗，不是人，现在的财政部长想做人，不想做狗。”
宋子文的下台是国民政府的重大损失。不仅失去了一位出色的理财专家，影响了中国和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的关系，而且更严重的是挫伤了政府和东部财团的感情。
孔祥熙
孔祥熙是宋子文的姐夫、孔子的第75代孙子，出生在山西一个钱庄票号老板的家庭。早年留学美国，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曾担任阎锡山的经济顾问。1928年2月，国府特派孔祥熙为工商部部长。在以后两年之中，他最主要的工作是制定工商法规，凡100多种。1930年2月，工商部和农矿部合并为实业部，孔祥熙奉派为部长。1933年4月，孔祥熙接替宋子文担任中央银行总裁。
当宋子文辞去财政部部长职时，摆在孔祥熙面前的是一个烂摊子。每月国库收入1500万元，支出2200万元，其中军费一项即达1800万元。库存仅有现金300余万元和还没发行的公债库券2700万元，黄金外汇等于零。就算公债能全部顺利发行，也只能维持三个月而已。
孔祥熙并不像传说中那么昏庸无能。接篆之初，他大刀阔斧地对东部财团进行改组。首先改组了中国、交通银行，把东部财团的核心——中国银行——夺了过来，增强了交通银行的官股。两次改组，蒋介石倾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