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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仅几个小时之后——2月1日凌晨1时——日军便违背诺言，恢复进攻。
2月18日，日本领事向上海市政府递交最后通牒，勒令中国军队全部撤退。市府于次日复牒驳斥。日军于是全面出击。战事达到白热化状态。十九路军和第五军悉数投入战斗。上海笼罩在战火硝烟之中，无论繁华商业区还是居民区，均受到了极大的摧残。西方各国似乎对日本束手无策。蒋介石大失所望。
3月1日，蒋光鼐、蔡廷锴、张治中在南翔开会，决定暂时撤到第二线待援反攻。实际上是退出战斗。
此时，上海的难民人数，已近60万人，贸易完全停顿，关税收入下降75％；约有900家工厂和商店被毁或关闭，资本的损失，堪称天文数字。
宋子文痛心疾首地说：“‘上海事件’，对，是一次‘事件’，可是这次事件造成一万二千多人死伤，毁掉的财产价值共达数亿元以上，而使上海的巨额贸易停顿达数周之久。国联和那些大国袖手旁观。它们甚至允许日本人把公共租界作为作战基地。中国宁肯转向共产主义或苏维埃主义——而不愿向外国军事统治屈服。”［美］斯特林·西格雷夫《宋家王朝》。星光书店，1985年版。
宋子文
宋子文不是政治家，他关心的是中国的财政和经济问题，而蒋介石则首先是一位政治领袖。这是他们的区别所在。
第51节：第十一章和列强的战争（7）
中国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东部城市。宋子文对农村不甚了解，感受不到来自农村的威胁。因此，他对蒋介石在东部沿海的富庶之区受到战争摧残时，仍然忙于到江西那些遥远而陌生的瘴疠之地去剿共，感到不可理解。
5月5日，中日双方代表举行休战以来的第15次会议。英、美、法、意四国公使作为调人出席。但中日双方的首席代表都告病不来。上午11时35分，双方首席代表各自在医院的病床上签订了上海停战协定。
《申报》月刊向全国人民发出沉痛的呼告：“清晨醒来，梦幻灭了！”
事实证明，国联没有任何力量制裁日本。弱国无外交，诚为谠言。
为解决中日纠纷，早在1931年12月10日，已经决议组织调查团，但直到42天之后，调查团的成员名单才确定下来。共计五人，委员长李顿是英国人，英国枢密院顾问，国联第12次大会的英国次席代表。顾维钧博士作为中国代表，以顾问身份参加调查团。据他说，“国联行政院给他们规定的使命是调查日本在满洲的侵略行动所形成的满洲问题，也调查中国的一般形势。”《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
调查团没起什么作用。他们除了参加各种各样的欢迎宴会，面对的是一大堆互相矛盾、各执一词的材料。顾维钧说，调查团在中国期间，“玩得那样高兴（散步、谈笑甚至欢跳）”。这种情形，让人感到泄气。当时住在泰山的冯玉祥打电报给顾维钧，说这是“污辱中国人的事”。当调查团到泰山游玩时，冯玉祥故意避而不见。
就中央政府的心理来说，也许从一开始，就没指望调查团能起什么实质性作用，只想通过国联将中国的情况向全世界公布，以刺激西方的舆论，给他们的政府施加压力。
经过一番“调查”，9月4日在北平签字、10月2日在日内瓦公布的国联调查团报告书，虽然承认中国对东北三省的领土主权，伪满洲国是日本一手制造的傀儡政权，但不同意东北恢复事变前原状，而是主张“国际合作为最善之解决”，实际上是把东北变为国际共管。这也符合中国政府中相当一部分人的愿望。报告书建议，由中日双方签订一份包括以下内容的条约：
一、东省经济上之开发，日本得自由参加，但不得因此而取得经济上或政治上管理该地之权。
二、日本在热河现在享有之权利，予以维持。
三、居住及租地之权，推及于东省全境；同时对于领事裁判权之原则，酌予变更。
四、关于铁路之使用，订一协定。
调查结果可谓荒谬绝伦，除了中国政府一本正经地表示认真考虑之外，全国一片臭骂之声。可惜政府的故作低颜，并未赢得西方国家的同情，反而成为他们逃避责任的借口。
美国不愿意为了中国而单独担起制裁日本的责任，它充其量只是不承认中日双方签订有损门户开放、有损中国主权、独立、领土完整或行政完整的条约。但这种不承认主义，并无武力作为后盾，完全是无作用的国际空谈。
至于英国，可由国联调查团的态度，看得非常清楚。1930年代初，主持英国外交事务的约翰·西蒙外交大臣，是绥靖主义的开山祖。他对中国问题的态度是，尽量让日本去啃东北这块硬骨头，避免和英国抢长江流域的肥肉。
而法国所奉行的是无所作为的官僚政策，一味拖延调解，就是不肯作出决定。
尽管西方国家对日本采取了温和的容忍态度，但日本却毫不领情，这个面积不及中国十分之一的岛国，不仅完全拒绝国联的调查报告书，而且在1933年3月宣布退出国联。
为了表示他们根本不把西方的国际空谈放在眼里，日本在华北再次挑起事端。
1933年元旦，日本宪兵队在榆关城内四处开枪，收缴中国警察的枪械。当地驻军迟疑不决，不知该还击，还是退却。日军索性大举进攻，一夜之间，榆关便告失守。3月3日清晨，开鲁、南岭、北票都遭到敌人偷袭，国军猝不及防，狼狈后退。热河省主席只身逃走，日军仅以128人的兵力，轻易占领热河省会承德。
第52节：第十一章和列强的战争（8）
3月9日，蒋介石、宋子文和北平分会委员长张学良在保定召开紧急会议。张学良引咎辞职，由何应钦代理，直接指挥长城各战役。蒋介石继续留在华北坐镇。战况似乎一度好转。可惜好景不长，3月28日以后，局势急转直下，国军大败而逃。
何应钦
顾维钧极其难堪地说：“甚至连中国人也不能理解我们的军队何以竟如此败坏，如此缺乏抵抗的意志与决心。”然而，更令人难堪的是，5月3日，何应钦下令取消河北一带所有抗日义勇军、救国军名目，凡不遵命改编者，一律予以镇压。
何应钦的命令，不是无的放矢，它是对准冯玉祥的。当时冯玉祥已经从泰山下来，在张垣召集旧部，大有东山再起之势。
5月26日，由冯玉祥一手组织的民众抗日同盟军，在张垣扯起大旗，冯玉祥通电就任同盟军总司令。但由于冯有中原大战的前科，他一出山，吓得中央政府手忙脚乱，比看见日本军队还紧张。
何应钦匆匆忙忙和日军签订了被汪精卫称为“限于军事，不涉政治”的《塘沽协定》，保证中国军队全面后撤，并且不再挑战扰乱。然后，一面调军入察，就近监视张垣动静，一面电告冯玉祥取消同盟军名义。
冯玉祥挥师向多伦、沽源、宝昌等失地进攻，而中央军也向怀来集结待命。国府希望冯玉祥出任全国林垦督办，以种树为生。冯玉祥一口拒绝。内战迫在眉睫。南京方面盛传冯玉祥截扣平绥路客车和机车；在察哈尔强征民兵；聘请苏联顾问，联俄降共。此情此景，完全是翻炒“中原大战”的冷饭。
中央军陆续入察，共计12万人。蒋介石和汪精卫二人在庐山召开会议，研究对策。决定对同盟军提出一份苛刻的通牒，如果冯玉祥拒绝，就以此为由，公开声罪致讨。
这份通牒包括四点：一、勿擅立各种军政名义，致使察哈尔脱离中央，妨害统一政令，成为第二傀儡政府；二、勿妨害中央防边计划，致外强中干，沦察哈尔为热河之续；三、勿滥收散军土匪，重劳民力负担，且为地方秩序之患；四、勿引用共产党人物，煽动赤焰，贻华北以无穷之祸。
7月31日，政府下令断绝从下花园至柴沟堡的交通。大军压境，冯玉祥的态度渐趋软化。他通电欢迎政府官员到察哈尔主政。同盟军总部顿时乱作一团，许多将领都认为冯擅发通电，和同盟军纲领第三条“反对任何方式之妥协”相违背，提请召开紧急会议，请冯说明理由。
会上，冯玉祥作了一个长达一小时的发言，陈述同盟军的困境，然后丢下部属，拂袖而去。群龙无首的同盟军仓促间向万全、张北一带退去，总部人员一律由冯玉祥发资遣散，他自己则辞去本兼各职，不再做大哥了，回泰山继续隐居。
同盟军除了接受中央改编，别无出路。冯玉祥这次复出，转瞬即告谢幕，一场悲壮凄凉的孤军奋战，在政府的猜疑、排挤、摧残之下，黯然落幕。
在此期间，赣、鄂、豫、皖、湘、川、陕等省的国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