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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中，如果不是他们的“东南互保”，中国很可能陷入全面的对外战争中，结局必然更加惨烈。如果没有他们的扶持，中国的绅商阶层，将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迅速崛起，形成一股新的政治力量。没有绅商这股政治力量，也就没有清末新政和立宪运动。
同样地，如果没有太平天囯，就不会有湘军，也就不会出现战后由于遣散湘军，会党如水银泻地一般，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尤其是渗入到新军中的情形。南方会党势力，在清末极度膨胀，与此不无关系。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因为有了太平天囯，有了湘军的哥老会，所以才有后来以会党为主力的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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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第一章王朝的叛徒（5）
由于科举废除，大批知识分子仕途无望，转而加入军队。会党与知识分子，这两股截然不同的力量，居然在新军中“会师”了。在知识分子的改造下，会党得以向更高的境界开拓与伸展，其后成为辛亥革命的主力之一。江湖终于与庙堂合流。呜呼，虽曰人事，岂非天意哉！
【贰】孙文的政治理想是驱除鞑虏，成立“合众政府”。但他所依靠的力量，却是“忠心一点扶明主，个个封侯列国公”的洪门天地会、三合会一类江湖组织。
自从南方出了一个洪秀全以后，郑观应、容闳、康有为、梁启超、孙文、黄兴、宋教仁接踵而起，历时近一个世纪的南北对抗，把中国带进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里，中国人头一次听说天地间有一样东西叫“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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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称“政治革命运动”的YOUNG CHINA PARTY在中国崛起，乃是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当时有人把它译作“少年中国党”，有人把它译作“兴中会”。两个名字的异同，无人考究。但从字面上看，前者有政党色彩，后者则仍未脱秘密帮会的窠臼——也许，这更符合创始者孙文等人的初衷。
最后名垂青史的，是兴中会，而非少年中国党。这虽然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几乎无人在意，历史学家也没有觉察二者的区别，但中国的悲剧，由此可见端倪。
青年孙文
1894年，孙文在檀香山组织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政治目标。在286名兴中会会员中，有271个广东人。冯自由《革命逸史》（第四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当时华侨对孙文的主张，反应冷淡，“劝者谆谆，听者终归藐藐，其欢迎革命主义者，每埠不过数人或数十人而已。”孙文《革命原起》。《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读医出身的孙文，还没学会“革命”二字，他只是说“作反”而已。华侨们一听“作反”，马上关门上闩，掩耳掉头而走。
在国内，孙文的“合众政府”理想，同样处处碰壁，几被视为毒蛇猛兽。他也只能凭借桃园义气、瓦岗威风的江湖势力。离开了会党，寸步难行。因此，兴中会成员几乎个个都是天地会红花亭的座上客，或者本身就已经是入了圈，滴过血的会党分子。孙文在香港设立专门招待会党的机关，并派人到长江流域联系会党。“于是乃有长江会党及两广、福建会党并合于兴中会之事也。”孙文《革命原起》。《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
清代广东珠三角、肇庆、韶州地区是天地会、添弟会、三合会、隆兴会、卧龙会的天下，惠州、潮州地区是合义会、天地会、牛头会、添弟会、三点会、双刀会的地盘，共计有21路英雄好汉。1899年，兴中会、哥老会和三合会首领在香港成立兴汉会，孙文被推为总会长。
1900年7月，北方大乱，义和团围攻各国使馆，联军进攻北京，首都旦夕不保。孙文认为时机至矣，策划在粤东举义，他在台湾说服日本总督支持。日本的向背，似乎成了革命成败的关键所在。孙文后来承认：“本人之事业系于日本，日本既不能主动占居主导地位，则本人之事业即将无可作为。”《福冈县知事深野一三致外务大臣青木周藏的报告》，高秘字第1131号，1900年11月15日发。引自杨天石《从帝制走向共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负责在粤东召集人马的是一位南洋的江湖大老，他一声令下，六百多名会党分子（以新安县的绿林好汉为主，还有一部分是来自嘉应的三合会会员），便应声而来，在三洲田扯旗举事。当时南方遍地伏莽，来者千千，去者万万，无不蠢蠢欲动。兴中会在香港的西文报纸上发表公告，与义和团划清界线，革命党的目标是“誓灭满洲，以兴中国”。呼吁英、美、日各国助成革命义举，否则置身局外，以示两不偏袒之意。这便是知识分子介入江湖后，为江湖带来的一种新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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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第一章王朝的叛徒（6）
草莽英雄的文化水平虽低，但其社会动员能力、组织能力，却一点也不低。起事仅一月有余，出平山墟，过佛祖坳，飞越淡水，直逼汕尾，攻城略地，如入无人之境，队伍扩大到两万多人，闽、粤两省震动。
会党连战皆捷，孙文闻报兴奋莫名，他给在上海的李鸿章幕僚刘学询写信，希望李鸿章出面支持成立新政府，并打算请李鸿章或刘学询出任新政府主政：“先立一暂时政府，以权理政务。政府之格式，先以五人足矣，主政一人，或称总统，或称帝王，弟决奉足下当之，故称谓由足下裁决。”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
为了争取官僚集团的支持，甚至开出让他们当皇帝的支票，这种策略，本身就带有很浓的江湖味。尽管由于信使的耽误，信件未能及时送达刘学询手里，但可以肯定，即使送到了，也不会起任何作用，老于官场世故的李鸿章，怎么可能被一个民间医生许诺的“帝王”徽号所打动呢？
义军推进虽然神速，但原来答应提供帮助的台湾日本总督，却因为国内政局的变化，临时转舵，不让孙文入境。负责购买军械的日本人也卷款而逃。义军最后弹尽援绝，只好就地解散，各自回家。
孙文面对失败，仍气壮山河：“如果我有洋铳万杆，野炮十门，则取广州省城如反掌之易。广州既得，则长江以南就是我们的囊中物了！”孙文致犬养毅函。《国父全集》补编。台湾，国民党中央党史会，1973年版。孙文深信靠几个冒险家，可以在一夜之间，扭转乾坤。他的这种性格，后来一再使中国历史发生戏剧性的突变，也使他得了一个“孙大炮”的绰号——粤语“车大炮”为吹牛之意也。
1903年，兴中会的几位冒险家又在策划另一次暴动。这次是由兴中会首领谢缵泰和太平天囯的瑛王洪全福主持。洪全福是洪秀全的从侄，当年转战桂湘鄂皖苏浙各省的左天将。谢缵泰从小就是洪门成员。他们在香港中环德忌笠街设立总机关，又在广州城内设立秘密机关，贮存军火、军服、旗帜等物。然后飞檄江湖，传令北江、东江各路绿林人马，同时响应。洪全福自号兴汉大将军。可惜事机不密，还没有发动，就被官府侦破，香港的机关也被港英当局破坏，好几名党人被捕，起义又复流产。
兴中会的暴动，几经受挫，再而衰三而竭，大家的元气都泄了。谢缵泰黯然退出革命，埋头办报纸去了，但孙文却是一位具有豪杰性情与胸襟的人物，他认定了一个目标，便义无反顾，虽千万人吾往矣。哪怕只是一出独角戏，也要一演到底。因此，在江湖上，出现“革命党消，革命领袖兴”的情形，兴中会衰败下去了，但孙文的名字，反而冒了起来，愈叫愈响，简直如雷贯耳。
汤武革命，顺乎天应乎人。革命党的出现，一开始赢得留学生的热烈支持，然后渐渐得到国内开明士绅和新军人的附和，但真正的推波助澜者，却是三山五岳的黑社会大哥。
孙文为了争取华侨的支持，决定加入海外洪门。1903年他第二次到檀香山时，在洪门大老黄三德的介绍下，填了红单，进了香堂，“孙文亲在五祖像前发三十六誓，愿遵守洪门二十一条例，十条禁，于是洪门封以红棍之职，孙文欣然接受之。”黄三德《洪门革命史》。1936年版。加入洪门以后，情形果有天渊之别。筹款由洪门出面，人们踊跃捐输，事半功倍。在洪门资助下，孙文得以游历美洲、欧洲各埠，到处演讲革命，华侨也不再给他闭门羹吃了。
洪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崇祯皇帝在北京煤山上吊，清军入关之后，大批忠于明朝的士大夫、明室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