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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市工潮频频发生，则是暴风雨前的又一征兆。政府杂税，把鱼贩、黄包车夫、戏院、酒店、饭馆等等，一网打尽。鱼税引起鱼场罢市，刚刚调解复市，饭馆税又引起全市大小饭馆闭门停业，但政府坚持征收。海关经纪人的工会被罚款十万元港币，工会认为政府非法罚款，实际上是抽取军饷之用，码头装货工人等，都卷入了罢工中。广州的空气，急速地恶转，山雨欲来风满楼。
1923年10月，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的宋子文来到广州。他是孙文夫人宋庆龄的弟弟，他南下所肩负的主要责任是整顿广东财政。在他的建议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广开税源的措施。对工商界来说，不啻百上加斤，他们除了要应付政府的捐税之外，还得应付各地驻军强征的捐税。据阳江小北江一带商民投诉，从连阳县到连江口各站，除正式完税之后，无论大小出入口货船、空船，每到一埠，每船交的保护费，多则六七十元，少则三四十元。商民处此，应付几于无法。
宋子文强烈反对军队参与征税。大本营一再严令撤销所有由军队把持的重抽机关。宋子文甚至组织了一支高效率的私人武装来保护政府的正常税收。
这样一来，他两头得罪，既得罪地方军阀，又得罪地方商人。但导致商人和政府对抗的原因，至为复杂，不仅仅是宋子文的财政措施。这些商人本来大部分是孙文的支持者，现在因为联俄容共政策而分道扬镳。
普通商人参加反政府活动，多半是出于担心共产。在他们心目中，共产总是和没收财产、共妻这些恐怖的字眼连在一起。虽然孙文在各种场合一再强调共产制度绝不适合中国，但人们对他身边忽然来了那么多俄国人感到忧心忡忡。
广东商团出现于清末民初，他们与革命党的关系一直良好，在辛亥革命前后，发挥颇为积极的作用。商团初期“纯为保护商场和资本家的生命财产，属于自卫性质”，并没有政治色彩。《工商界老人回忆商团事变》。《广州文史资料》第七辑。1924年5月，广东商团设立全省联防总机关。由广东商团总团长陈廉伯担任全省商团联防总长，佛山商团团长陈恭绶为副长。陈廉伯由于卖力地“提倡国货”、“关心社会公益”，而名声鹊起，成为商民拥戴和信赖的商人领袖。
当商民与政府的关系变得紧张时，商团的政治色彩，便愈来愈浓了。
商团和政府的冲突，是由购买军火问题引起的。当时，蒋介石担任校长的黄埔军校刚刚开学，因为武器奇缺，大部分学员都是手无寸铁。8月，商团向香港南利洋行订购的枪械运抵广州时，孙文下令海关截留，全部军火起存黄埔军校。
陈廉伯向内政部说明，这批军火，是事先呈奉军政部核准发给务字53号护照，准予分饬沿途关卡查验放行，请大元帅令行粤海关监督，转知税务司，随时准予商团起卸。但内政部的答复很简单，只有11个字：“奉大元帅令撤销前发护照。”双方的冲突，乃由里而表，全面激化了。
陈廉伯宣布辞职。商团代表云集河南福军司令部，请李福林为他们作主。李是广东有名的绿林好汉，现为民团统率长，实际是土匪统率长。李福林支吾其词，而与此同时，政府却下令通缉陈廉伯，并查封他的住宅。省长廖仲恺主张对商团严厉镇压，这意味着官商决裂。在他身旁出谋划策的是鲍罗廷。胡汉民希望不要走到这一步，他劝孙文采取和平方式解决这次危机。
胡汉民派南海县长李宝祥到商团公所，请商团派代表到大本营磋商调停扣械案的办法。商团派出三名代表到大本营，胡汉民亲自接见他们，提出两项解决办法：一、商团补办购械手续，每支枪定价160元，除已缴付陈廉伯的100元外，再补交60元；二、联防总部应停止活动，商团必须受政府指挥监督。
代表们表示需要和同人商量后，才能答复。而他们商量的结果认为，接受政府指挥监督一条，绝不能接受。
第37节：第三章南方的狂潮（7）
对抗面临升级的危险。
孙文又派代表到商团宣示政府意见。但商团仍然不肯让步。8月20日，商团还在西关宣布戒严，晚上9时30分便将闸口关闭。21日，联防总部迁往佛山，同时下令在全省范围内实行总罢市。当天由佛山首先发难，所有商店一律上板关门。到了25日，广州也加入了罢市。
一场惊天动地的官民大战开始了。
孙文赫然震怒，强硬地警告商团：“若果明日（27日）仍不复业，我当派遣大队军队，拆毁西关街闸，强制商店开市；如有一泥一石伤及军队，我即开炮轰西关，使之变成泥粉。所可怜者，无知商民同受波累耳。”《华字日报》1924年8月29日。其草莽英雄的豪气，溢于言表。
8月29日，英国总领事致函广州交涉员，声称如果政府炮轰西关，英国炮舰也将炮轰大元帅府作为报复。但孙文从来不向恫吓屈服，9月4日，他在报纸上发表激烈的反英宣言。一位政府官员说，这是一场“胜则无民，败则无兵”的战争——政府赢则失民心，输则失军心——但孙文决不能无兵，因为他还要用武力统一中国。这位革命冒险家再次显示出“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义无反顾，决以革命铁腕，犁庭扫穴。
9月12日，孙文率领部分军队出师北伐。他在这个时候离开广州是非常奇怪的。后方岌岌可危，已到了千钧一发之际，任何人都看出这不是出兵北伐的适当时机，但孙文仍匆匆启程，使人觉得他好像急于离开这个令他愤怒和失望的地方。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这位新崛起的军事领袖并没有随孙文出师北伐，他仍留在广州东郊的黄埔岛上。
15日，陈廉伯通电拥护政府，但无表示悔过。孙文下令赦免陈廉伯，但不发还军械。商团扬言要进行第二次罢市。省议会部分议员呼吁陈炯明出兵靖乱。
蒋介石为黄埔军校题写的校训
孙文三番四次从韶关给蒋介石拍电报，叫把军校迁移往韶关，以全力孤注一掷于北伐大业。但蒋介石坚拒，表示决不会离开黄埔。他的动机和当年陈炯明如出一辙：广东不稳，北伐将徒劳无功。
一向主张强硬手段的廖仲恺，被迫辞职，由胡汉民接任省长职务，胡一直主张和平解决纠纷，和商团的关系较好。鉴于省城军队多数同情商团，胡汉民建议先发还部分枪械。孙文考虑再三，同意发还5000支枪械给商团。
商团以为政府开始让步，态度转趋激烈。10月4日，全省188埠商团代表在佛山开会，向政府提出以下要求：将政府设立的苛捐杂税，一律取消，并裁撤其机关，永不得复抽；将政府强行投变的官产、市产、民产、庙堂一律发还；将政府扣留变卖的大小商船，一律发还；将商团枪械全部发还，不得少见一枪一弹；恢复全省人民自治机关。随后，广州开始第二次总罢市，西关街闸再度关闭。
这次商团的算盘打错了。政府的稍微让步，往往意味着大规模的反击即将开始。
当天，广州民众举行国庆游行，在太平路和商团发生冲突，商团在混乱中开枪射击，当场击毙十几人。次日，商团声称发还枪械不足半数，拒绝开市。并提出无条件发还枪械、废除苛捐杂税、造币厂改由商办、以商团军代替警察维持秩序、孙文下野等要求。
这正是政府所希望听到的，现在他们有理由镇压了。
孙文电报指示，“商团叛形既露”，应由李福林宣布其罪状，令各地民团“协助防乱，毋为所惑”。政府中的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都坚决支持镇压。蒋介石和苏联顾问在黄埔军校成立革命委员会，接管省政府。革命委员会的成员由孙文圈定，包括许崇智、蒋介石、汪精卫、廖仲恺、陈友仁和谭平山六人，孙文自任会长。
13日凌晨，由吴铁城率领的1500名警卫军，乘坐20辆铁甲车，浩浩荡荡向省城挺进；吴铁城宣布就任广州市公安局长。粤军第一师师长李济深和留在省城的滇桂军都赞成用武力解决了。
10月14日，胡汉民以大本营总参议的身份代理革命委员会会长，下令解散商团。警卫军、工团军、农民自卫军、飞机队、甲车队、兵工厂卫队、陆军讲武学校、滇军干部学校，统归蒋介石指挥。
第38节：第三章南方的狂潮（8）
镇压开始了。10月15日清晨4时，枪声骤起，火光烛天，隆隆炮声，震撼全城。手持各种轻重型武器的军队，一路开枪扫射，一路攻入西关。商团军根本不是军队对手，一触即溃，四散逃窜。福军本来就是绿林出身，发起神威，在广州商业最繁华地带，大肆焚掠。理发工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