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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季陶
曾经短时期加入过共产党的戴季陶表现得最为激动。他滔滔不绝地发表议论，有时甚至离题万里，不知所云。胡汉民不得不打断他的话头，摇铃大呼：“你的姐姐来了！”“姐姐”是戴季陶对夫人的称呼。他夫人常常不让他多说话，以免弄坏身体。戴很怕夫人，一听姐姐二字，便立时低头收声。
为了平息争论，孙文在21日特意发表讲话，他提醒大家：“刻既有此现象，恐兆将来分裂，发生不良结果。”《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第四号。政协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合编《中国国民党“一大”史料专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在第二次扩大审查会议上，争论再度趋于激烈。宣言中原有关于收回租界、收回海关、取消外国人在中国的特权等反帝国主义纲领，国民党的审查委员坚决要求删去。双方又是争得面红耳赤。最后胡汉民大叫：“你们的话都说到题外去了，就此停止吧！我们仍然回到本题的讨论上。”
他提出一个折衷方案。他认为大会海外党部的代表众多，他们也有苦衷。“如果此时把收回租界、海关等反帝纲领太明显具体地提出，的确影响太大，”胡汉民说，“甚至本党地位也不无顾虑之处。我建议把反帝政纲条款说得笼统一点，不必太明显太具体。”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8年版。
共产党接受了他的意见。1月23日，大会通过了这份历史性的文献。孙文对宣言深表满意，他兴奋地说：“此次我们通过宣言，就是重新担负革命的责任，就是计划彻底的革命。”
然而，分歧并未消除，在1月28日的大会上，突然有人提议在党章里加上“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的条文，显然是针对跨党的共产党人。大会马上爆发了激烈辩论。
李大钊
李大钊代表共产党向大会发表声明，他说：“我们加入本党，是一个一个的加入的，不是把一个团体加入的，可以说我们是跨党，不能说是党内有党。”随后他又强调：“我们留在本党一日，即当执行本党的政纲，遵守本党的章程及纪律；倘有不遵本党政纲、不守本党纪律者，理宜受本党的惩戒。”《北京代表李大钊意见书》。政协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合编《中国国民党“一大”史料专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接着又有多名代表先后发言，既有赞成，也有反对，一时众口喧腾，莫衷一是。
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在今后的日子里，都将备受这个问题的困扰。有人问共产党的总书记陈独秀，万一两党的纪律或命令发生冲突时，这些跨党的党员首先应服从谁？陈独秀毫不迟疑地回答：“我们应该服从共产党的命令和纪律。因为我们是奉第三国际的命令加入国民党的，所以对于我们的最后的、最高的指挥权，当然仍在共产党。”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创了南方革命的新时代，然而，危机的阴影也随之而来。可以肯定，这种颇为尴尬的合作形式，具有先天不足的缺陷，最终必将导致痛苦的结局。
【贰】商人阶级一直是国民党的社会基础，但商团事件把这个基础动摇了。孙文决定放弃广州，他的最后一次北上，不是和北洋政府作战，而是和谈。
大批国民党元老都不赞成联俄容共，但出于对孙文个人的感情和尊重，他们暂时还不会公开翻脸，然而，来自民间的反对势力就不同了，商人们首先考虑的，不是政治家的利益，而是自身的经济利益。他们不可能成为“共产”主张的拥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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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节：第三章南方的狂潮（5）
在广州这个南方最大的通商口岸里，商人的力量是不容忽视的。
1924年，孙、陈两军在东江交战，忽热忽冷，时起时伏。几十万滇军、桂军、粤军、豫军，还有各路赣军、陕军、攻鄂军、建国军、海军、空军、军校、教导团之类的建制，五花八门，十三家七十二营，云集广东，各自画地为牢，坐地瓜分，开烟赌、设娼寮、铸毫银，截税抽饷，无所不为。
广州、曲江、北江等地的所有国税、厘捐和禁烟、筹饷、铁路收益，几乎尽入滇军、桂军囊中；东江、潮梅是陈炯明的粤军地盘，所有税收，自然归粤军所有。烟赌税成了军队的主要收入，全省赌禁大开，大小番摊，都有军队保护。省长廖仲恺形容当时的困境：“粤省虽号富强，而军兴以后，财政久陷分裂。厘捐粮税悉为各军截收，赌饷烟捐亦由各军支配。是全省税收，业已瓜分豆剖，点滴无遗。”廖仲恺《辞财政部长职通电》。《双清文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由于军队私铸劣质镍币，毫洋硬币的成色，最高只有八成，低至二三成的也有，拖累政府发行的双毫银币，也几乎无法流通，甚至连造币厂也无人敢出头承办。而港币则雄霸市场，价格一路攀升，与双毫比价，每千元贴水近30元。
为了筹措军费，在广州市长孙科的主持下，对全市公产进行了大规模拍卖。占地450亩的农林试验场，价值200万元，在省财政厅和广东银行的互相勾结下，以80万元贱价卖出；价值60万元的大佛寺以30万元卖出；被贱卖的还有黄沙西鱼栏官滩、米埠填地、马棚岗、公安局北面空地、东较场等等……
拍卖狂潮，已近乎失控。报纸披露了不少经办拍卖公产的官吏贪污、贿赂的黑幕，引起学界、商界、宗教界一片抗议浪潮。孙科还想把南海、番禺县署卖掉，但因为反对的呼声太高，无人敢出头承买。
广东民间纷纷发表通电，痛切陈词，指年来兵连祸结，殆无虚日，万民怨嗟，倒悬待救，何堪再经抽剥采渔。其中一份通电列举了当局的种种苛政：
“（1）收没全省寺观庵堂庙宇会馆乡约公所，强行变卖；（2）嗾令党徒诬报人民私产为官产，迫令缴价，违则勒迁拍卖，动辄一案，数千家人民流离失所，苦泣于道；（3）强卖瞽目老人育婴三院，使残废无依，流为饿殍；（4）创设筵席鲜鱼品茗三鸟靴鞋火柴，乃至冥糨棺木横水渡坟墓苦力等苛细杂捐，名目繁多，至为百余种，百行失业，相继罢市；（5）预征各行厘金至（民国）十九年，地丁钱粮至（民国）十七年，勒派军费已四五次，民不堪命；（6）广州勒收租捐至四五次，各属有至九次者，贫民滞纳，动辄拘捕，有被迫自尽者；（7）变卖坟场，暴露白骨，附郭一隅至数万户。”
政府还大开烟赌，“（1）官卖烟，导民吸食，灯馆满市，烟帜招摇，僻壤穷乡，无远弗届；（2）军队抢烟，动辄巷战，伤毙人民，无门告诉；（3）驱商迫店，改作赌场，狭巷通衢，杂赌罗列，男女混沓，妨碍安宁；（4）军队争庇赌场，时于斗杀，遍地危机，良民裹足；（5）赌徒失败，盗窃卖淫，甚而自尽者，腾载报章，日有数起。”《华字日报》1924年11月15日。
孙文对这些情况，究竟了解多少？也许，就算他知道实情，也无可奈何，因为他根本控制不了各路客军的胡作非为，也无法通过正常的财政税收筹集到数额庞大的军费。没有足够的钱，他就养不活这三山五岳的军队，他就没有北伐的本钱了。
胡汉民提醒孙文，目前发生在广州的种种问题，如重征租税、苛抽杂捐、强拉夫役、变卖公产、杂赌公开、鸦片公卖，甚至白昼杀人、掳人勒赎等等，已经引起民怨沸腾，如不疏导平息，恐怕祸不旋踵。
1924年2月，适逢旧历年关之期，各军催饷，急如星火。孙文再也无计可施，命令广州善堂以善产为担保，发行50万元“军用手票”，聊以卒岁。讵料，商民忍无可忍，一呼百应，相约拒用滇军、豫军的“军用手票”，演变成广州全市罢市的轩然大波。善堂召开紧急会议，议决请孙文收回“军用手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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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节：第三章南方的狂潮（6）
这时，政府与商民的关系，已经暗潮汹涌，出现种种不祥迹象。
罢市工潮频频发生，则是暴风雨前的又一征兆。政府杂税，把鱼贩、黄包车夫、戏院、酒店、饭馆等等，一网打尽。鱼税引起鱼场罢市，刚刚调解复市，饭馆税又引起全市大小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