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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政论家黄远庸感叹，“故北京之国民党本部，平心而论，实渐近政党之模型”。黄远生《宋遁初君死后之观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主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上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宋教仁以为在这场角逐中，已经稳占上风，因此开始到处发表演说，以在野反对党自居，公开指责袁世凯的种种劣迹，同时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
宋教仁的组党和基层竞选活动，卓有成效，开创的局面，真有些气象万千，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具现代民主色彩的事件。然而，中国这个有两千多年帝制历史的国家，又岂是一朝一夕可以走上民主共和之路的？历史学家常说，袁世凯搞帝制搞得走火入魔，其实，走火入魔的不是袁世凯，而是宋教仁。作为一个政治家来说，他对自己的对手一无所知。
1913年3月21日，当宋教仁和国会议员乘搭火车北上时，在上海车站被人开枪行刺。宋教仁腰部中了一枪，大叫一声“有人刺我！”就倒了下去。
凶手逃进了夜幕沉沉的街道，消失无踪了。前去送行的黄兴、陈其美、廖仲恺等人急忙把他送到靶子路沪宁铁路医院抢救。但因为子弹有毒，终告伤重不治，年仅32岁。他的最后遗言是：“我为南北和解的苦心，被人误解，真是死不瞑目！”
宋教仁以推行民主实验开始，以进了烈士祠告终。呜呼哀哉！
追查凶手很快发现，幕后人竟是现任内阁总理和内务部一名官员。租界巡捕房把疑犯抓获，移交江苏都督程德全，由中国法院审理。这一重大政治丑闻，显然牵涉到袁世凯。大鬍子程德全把证据统统对外公布了。黄兴一时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曾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暗杀手段对付袁世凯。
孙文自辞职后，一直耿耿于怀，憋着一肚子气，这时终于有理由爆发出来了。上海车站那一枪打响时，孙文正在日本，他立即结束行程，赶回国内，25日抵达上海。当天召开党内高干会议，孙文斩钉截铁地说：“事已至此，只有起兵。因为袁世凯是总统，总统指使暗杀，则断非法律所能解决，所能解决者只有武力。”《孙总理训词》。《国民党周刊》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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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节：第二章坐失良机（5）
但这时黄兴已冷静下来，改变主意了，他认为现在是民国，是法治时代，宋案可由法律解决，不应诉诸武力。他建议向北京要求成立特别法庭，公审宋案。江苏省辖下的上海地方检察厅，已两次发出传票，要求国务总理到厅作供。这在中国近代史上，乃绝无仅有之事。如果国民党能坚守法律，利用强大的社会舆论，把袁世凯逼入法律范围内，对推进民主、法治，未尝不是好事。
但孙文对法律嗤之以鼻，根本不相信它有任何作用。宋案只是一个导火索，其实早在袁世凯还没上台时，孙文就已经准备将来要推翻他了。在清末民初崛起的那一代革命者，恒有一种观念，认为破坏与建设是两回事，一定要先把旧的彻底破坏了，把地面打扫干净了，才能开始建设新的。因此，孙文终其一生都觉得破坏没有完成，至死还是“革命尚未成功”，所以建设也就无从谈起。像宋教仁那样，以建设作为破旧的手段，寓破于立当中，反而被视为远水不救近火。
现在，南北两造，恩断义绝，立即发动“二次革命”的时机，已然降临，由江西、湖南、安徽、广东、福建五个由国民党控制的南方省份兴师讨袁。速战速决，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同时联合日本，对袁世凯政府施加压力，增强革命的声势。
文武两派争论不定，在孙文的一再坚持下，他们打了一份电报给湖南、广东两省，征求意见。结果两省的反应，颇出孙文意外。湖南固然对动武一口拒绝，还滔滔不绝，历数不宜用兵的若干理由；而广东的财政一团糟，饷械俱穷，公私交困，胡汉民要维持下去，已属不易，哪里还有余勇可贾？政法学堂毕业的陈炯明，力主循法律途径，解决政治危机。在追悼宋教仁大会上，他指出：“现在为法治之国，政府倘有违法行为，皆得以法律范围之。所望此案与政府无关系。如果有关系，吾人须以法律对待之。凡属国人皆应表同情，以维持国民权利。”陈炯明《在国民党粤支部追悼宋教仁大会上的演说》。段云章、倪俊明编《陈炯明集》（上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没有陈炯明的支持，胡汉民动弹不得，但为了表明立场，他还是和湖南都督谭延辏А⒔鞫级嚼盍揖不斩级桨匚奈盗ǖ纾挂橹醒胂蛲夤欠ń杩詈椭赋鏊伟赣朐那Ａ�
孙文得不到党内同志的支持，怒不可遏，声称要亲自到日本寻找日本政府的援助。黄兴对此更不赞成了，依靠外援来反袁，“是不容易得到国人谅解的”。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这无疑是一个吃砒霜拉屎去毒狗的计策，所幸没有实行，否则，国民党将遗臭万年矣。
结果，反对动武，争取法律解决的意见，在党内占了上风。
然而，南方一方面很清楚自己没有动武的本钱，但一方面又不停摆出动武姿态，甚至以“粤省兵尚充实，械亦精利，军心团结。谁为祸首，颠覆共和，当与国民共弃之”的激烈通电引自邹鲁《回顾录》。岳麓书社，2000年版。，向北方直接叫板。袁世凯亦撕破面皮，公然威胁说：“彼等若有能力另组政府者，我即有能力毁除之。”黄远生《最近之大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主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上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从5月开始，北京政府陆续调军队南下，准备兵戎相见。6月14日，袁世凯下令免去胡汉民本兼各职，调为西藏宣抚使，而以陈炯明为都督。江西都督李烈钧也被免职。
胡汉民在台上时，以广东没有动武的实力答复孙文，如今下台了，却力劝陈炯明立即组织讨袁军队，兴兵造反。但陈炯明犹豫不决，他深知战端一开，不仅赌不会再有人禁了，下水道不会再有人疏通了，市场的清洁卫生不会再有人管了，模范省将化成泡影，而且共和政治的理想亦必毁于一旦。6月20日，胡汉民通电辞职，满怀失望离开了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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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节：第二章坐失良机（6）
7月5日，袁世凯先发制人，派军队开往江西。渔阳鼙鼓，警号频传。南北战火一燃，从此天下荡覆，群雄虎争，所谓“共和的根本在法律”，便不可复问了。7月12日，湖口宣布独立。三天以后，黄兴赶到南京，出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时局演变至此，撕破龙袍是死，打死太子也是死，陈炯明只好在广东宣告就任广东讨袁军总司令。
战争终于爆发了。
【贰】中华革命党是孙文在经历一连串的失败之后，再次援引秘密帮会的形式来组织革命。也许这是一种更为得心应手的形式。
在北洋军的攻势下，国民党的抵抗顷刻瓦解。广东并没有直接卷入战争。陈炯明宣告广东独立后，银业行、金铺行、生药行、南北行、冰行、洋参行、入口洋货行、米行等，纷纷表态，反对独立。市面纸币由兑白银八成，急跌至三成左右，无辜小民，惊恐万状，开往香港的船上，难民满坑满谷。
陈炯明在独立后的第17天，就被倒戈的部属所逐，仓皇出逃，以致故垒尽失。副护军使龙济光的军队从西江顺流而下，打着拥护中央的旗号，广州乱成一团。
当时胡汉民、朱执信在上海协助陈其美作战，但失败来得太快了，杀虎不成，反被虎伤。8月2日，当北洋军向讨袁军最后一个据点吴淞发动猛攻时，孙文和胡汉民乘坐轮船，离开了硝烟滚滚的上海，准备南返广东。次日途经马尾，日本驻福州领事馆武官告诉他们，广东的独立也完了。孙文大失所望，只得临时改变计划，改道前往日本去了。“二次革命”得道寡助，败不旋踵，则尤使革命党人感觉惘惘然。
国内风声紧急，凡参加“二次革命”的人，武职旅长以上，文职厅长、省议员以上，一律通缉追捕。孙文、黄兴、陈其美、陈炯明等人，均在通缉名单之内。8月7日，国民党两院部分议员在北京开会，宣言不变更组织，维持现状，在法律范围内，从事政治活动。但这不过是一厢情愿，袁世凯已经把柄在手，岂肯轻易放过？11月4日，袁世凯以叛乱为辞，悍然解散